2000年8月6日，奧斯陸大會開幕，參會的有來自67個國家的1800多名歷史學家。國際史學會主席貝蘭德作了“歷史與歷史學家眼中的20世紀”的報告。他引用霍布斯鮑姆的話說，20世紀是“極端的年代”，這個世紀的主要內容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但20世紀也是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世紀，世界人均壽命提高了2倍，生產力提高了30倍，教育更為普及，超越民族國家的歐洲聯盟預示了人類更美好的未來。最后，他引用狄更斯的話作了總結：“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秘書長貝達里達闡述了20世紀歷史學的三大變化：歷史學家研究方法的變化，研究領域的擴張和研究的全球化。他著重闡釋了第三個方面的內涵，稱國際史學會的工作就是通過制度化的事業推進全球化進程。他說“今天的世界，超越各文明和各大洲已經成為一種主要趨勢。這就把歷史學家的方法、取向和工作，把他們的質疑和對話連結起來。”
貝達里達追溯了歷史上國際史學會先驅的理想，認為這些理想已經實現或者正在實現。1913年倫敦大會的主席普萊斯的理想是：“拋卻民族差別和文化特性，全世界歷史學家走向聯合。”1921年，亨利·皮朗的理想是：“沒有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也沒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學，只有一種歷史科學。”
貝達里達說過去10年，國際史學會做了三件事情：創新工作、年輕化和全球化，前兩項是成功的，但第三項沒有能夠成功地克服歐美為中心的狀況，希望未來能夠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開拓亞、非、拉的歷史學工作。
大會三大主議題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論”；“千禧年、時間和歷史”；“過去和現在：歷史的利用和濫用與歷史學家的責任”。
第一個主題會議分兩個副主題：“普世史可能嗎”和“若干世紀以來大陸之間的文化沖突”。英國學者帕特里克·奧布賴恩就前者作了主題報告，他回顧了自古以來東西方歷史學家寫作全球史的各種嘗試和局限。就第二個副主題，發言者列舉了一些具體文化沖突的事例和全球史的關系。
第二主題討論的重點是西方歷法，即公歷會不會隨各國文明的趨同而完全取代一些國家傳統的歷法，如中國的農歷。
瑞典學者羅爾夫·托爾斯滕達爾就第三個主題“過去與現在歷史的利用和濫用與歷史學家的責任”發言，談了歷史學的國際化問題。托爾斯滕達爾指出，方法論的興起和對可靠知識的探求成為職業特性的主要標準這兩大因素，是走向為世界各學術社團所接受的全球性歷史學職業文化的關鍵一步。而共同基礎則是世界歷史學家共同體創立的必要前提之一。
他認為，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形成了歷史學家們的職業基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際歷史科學學界開始組織歷史科學大會。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積極作用之一是成立了大量的委員會和專業學會。21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們將比20世紀初時流動性大得多。今天在歐美許多國家的大學里，很容易見到那些不是出生在該國的歷史學者。歷史學者們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地流動，目前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歐美國家，可以說20世紀親眼經歷了走同歷史學科全球化的巨大變化。但僅此還不夠，只有世界各地都接受了同樣的職業標準，一個真正的全球歷史學文化才能說出現了。
除上述三大討論題外，大會期間還舉行了20個專題討論會，25個圓桌會議，38個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下屬的國際學術團體的專業討論會以及10多個自由組合的小型學術座談會。
此前歷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主題和專題幾乎全部從各個國家委員會的提議中選拔，但是第19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往屆不同之處在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主動組織了一個有關歷史研究新領域的專題即“環境史中的新發展”。德國學者總述了環境史學最近的發展狀況，并認為“當前這門學科已經發展到成熟的地步，不再是邊緣學科了”。
第19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反映了當今歷史科學發生的重大變化。由于大量的考古發掘、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迅速、容易地獲得研究工作需要的、尤其是當代的各種資料，研究領域空前地擴大，研究當代史的興趣極大地提高。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不僅研究過去，還研究當代正在進行中的事件。歷史學的許多方面已與社會學、經濟學、新聞學、宗教學交叉在一起，其功能大大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