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站在歲月更迭的門檻，媒體又開始了一年的盤點。然而，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2008，已非平常的“盤點”可以承載。

　　無論是街頭的隨機采訪，還是網上的民意調查，每個中國人都能說出幾件刻骨銘心的大事：突如其來的冰雪災害、汶川特大地震……還有楊佳襲警案，波及全國的出租車停運風潮，更有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盛宴、神舟七號成功飛天……

　　放眼國門之外，世界格局也在悄悄地改變。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美國人選出了黑人總統奧巴馬，孟買慘遭恐怖襲擊，索馬里海盜連出重手……

　　對于這樣一個極不尋常的年份，我們不想再用尋常的“盤點”回顧這一年的報道，我們選擇了“再回訪”經歷過這些新聞事件的當事人或是與之相關的人，面對面地觀察他們的表情，刻畫他們的故事，感知他們走過大悲大喜之后的心聲。也許，他們所講的故事已為人所知，但他們的心扉卻是第一次向人敞開；他們的講述并不宏大，但卻能觸摸人的心靈，他們的真情告白或許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我們也沒有選擇依光陰的順序回顧2008，因為自然流逝的時間也已無法裝載今年的風云變幻，所以，我們選擇了按讀者情感的需要和新聞的習慣自然排序。

　　“再回訪”，或許不能涵蓋2008年發生的大事。這，是個遺憾。但我們希望，這組“再回訪”報道，能帶著報道中的他們，以及報道中沒有出現的你們和我們，毫無遺憾地走過2008，走進2009，把悲傷和淚水留給過去，讓溫暖和愛延續未來。

　　記者 馬利民

　　“實在抱歉，災后重建工作實在太忙，讓你們久等了。”從電話預約采訪到見到張周凱，間隔了足足10小時，12月18日晚上9點過，記者終于在四川省綿陽市見到了剛剛忙完工作趕來的北川羌族自治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周凱。

　　采訪是從“因求救時的一句話而被眾多網民稱為史上最牛官腔”這個話題開始的。

　　5月22日，某媒體在一篇報道中這樣描寫救援人員在北川縣委大樓前營救的場景：

　　5月14日，賀一民帶著人到縣委勘察，爬上縣委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頂，隱約聽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點兒聲，于是從下面傳來了一個清晰的聲音，“救救我，我是張書記！”這個人是北川縣委政法委書記張周凱。這里是縣委大樓。“你不要跟我說你是哪個，你就說你有多少人！”賀一民說。他喊來了沈陽消防隊。消防人員拿來生命探測儀，把攝像頭插進廢墟，直到從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隨即開始……有3名官員獲救。

　　這篇報道在網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有網友把張書記的求救語言命名為“史上最牛官腔”，認為他在臨難之際仍想靠特殊身份謀求特殊照顧。

　　“其實網上對我個人炒作的消息我知道得很晚。7月初，省委政法委領導在北川慰問政法干警時對我說：努力干工作，別在意別人怎么說。當時我還有點搞不懂，后來抗震救災事情一忙也沒有太在意。直到七月二十多號，到了安昌的臨時辦公點才聽同事說，網上有很多關于我的新聞。”張周凱坦言，說句真心話，當時在網上看到后，覺得很可笑，確實也不在意。

　　“至于那個記者說的情況肯定不真實，你想嘛，我們被埋了七十多個小時，單位同事和親人也來找過我們，不停地在廢墟上呼叫，記者又不是站在跟前，怎么知道我說過那些話呢？”張周凱說，他也不怪那個記者，只想多干點事來感恩，多用友善的心態對待社會，對待別人。

首次回應“史上最牛官腔”：

　　“經過這一生一死后，我覺得網上的這些評論和說法沒有多大意思，很淡而無味了，沒必要也不想去計較。我們應該有顆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態對待社會對待別人。”

　　也許是為了一種傾訴，張周凱首次向記者詳細講述了當時的情景：

　　5月12號下午兩點多，我們政法委在辦公室加班的共有7個人，駕駛員、打字員等4人在旁邊和對面的房間里。我在四層靠山墻(一棟樓房與另一棟樓房的間墻)的一個房間，隔壁是會議室。因為要向縣委提交一份關于北川社情民意的調查報告，綜治辦主任崔代全和政治處主任李國川在會議室幫我查閱資料。

　　地震突來，整個房間都搖了起來，因為北川經常發生小地震，第一震我根本沒動。緊接著，只聽一陣怪叫，整棟樓開始猛烈搖晃。我趕緊朝隔壁的會議室跑，大約幾秒鐘的時間，外面天昏地暗，并傳來陣陣房屋倒塌的巨響，我們3人立即鉆進了會議室的一個橢圓型的辦公桌下。

　　就在我們剛鉆進去不到兩秒鐘，共六層的縣委辦公樓全部倒塌了，我只覺得樓上天花板往下掉，樓板往下沉，隨后就失去了意識，昏了過去。

　　我都以為這次一定死定了，但慶幸的是，等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身體沒有被壓著。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慢慢地手腳有了知覺，發現自己身上只壓了些殘磚和瓦礫，嘴巴、鼻子都被粉塵堵住了，感覺出不來氣。

　　在黑暗中有種說不出的恐懼，我喊了幾聲，發現崔代全和李國川都還活著。而此時，我們三人都已經被擠壓在一個成三角形的狹小空間中，最高處不到70厘米高，可能是辦公桌救了我們的命。于是，我們三人就循著聲音開始在廢墟下扒土。大約半小時后，我們三人通過慢慢挪動身體聚在了一起。各自檢查了一下傷勢，均無大礙，在摸索中崔代全的手背被什么砸破了，感覺血在往外流，我趕緊把衣服撕下來在黑暗中摸索著把他的傷口包扎起來。事后，醫生給崔代全的傷口縫了七針，說多虧當時扎得緊呀！

　　也許是電視里的救援場景看多了，在黑暗中當時我們三個還在分析，推算著地震消息從北川到綿陽兩小時，到省委兩小時，到黨中央調動部隊集結來北川救援，最多八個小時救援部隊就應該來救我們了。結果不然，廢墟下的我們誰也不知道這次地震這么厲害。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廢墟下沒有任何光線，估計是第二天吧，我們開始有點緊張和失望了，心想這輩子人死得也太快了。為了尋找出路向外求救，我們開始輪流不斷地扒土。根據記憶判斷，會議室的辦公桌離左邊窗戶最近，離右邊靠近過道的門口稍遠。于是，我們開始往窗戶方向挖，說是挖其實也就是用手扒，挖了很久發現前面是大梁，感覺前面扒不動了，通往窗戶的路被大梁堵住了。隨后，我們又朝門的方向扒，但又被過道坍塌下來的厚厚的預制板擋住了。經過一番努力，盡管空間慢慢扒了出來，但要想走出廢墟，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值得慶幸的是，在扒土中，我們找到了大半瓶還沒被砸壞的礦泉水，為以防萬一，我們渴了，每人都只能用舌頭舔一口水。后來，水沒有了，我們三人就把尿液集中起來，誰渴了也只能舔一舔嘴唇。

　　嘴上起了一層又一層的硬殼，也不知道有多厚，在廢墟中為節省體力我們三人約好輪流呼救，每人兩聲。剛開始我們還能隱隱約約聽到不遠處廢墟里有同樣求救的聲音。聲音從男人變成了女人，越來越細，最后變成貓一樣的聲音，接著就是死一般的寂靜。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們的身體感覺已經到了極限，大家商量著與其這樣等死還不如拼一下，干脆朝離我們最遠、靠里面的山墻方向挖。就這樣大家輪流去扒土，每人十多分鐘，累了就歇歇，渴了就用尿液打濕下嘴。大概是15日中午吧，扒著扒著，我突然發現像米粒一樣大小的亮光，開始還以為是幻覺，揉了幾下眼睛，再扒，慢慢出現了一個縫隙。我叫崔代全把他在廢墟下摸著的一根電線遞給我，扯下身上的紅T恤，用電線從縫隙弄了個紅旗支了出去，但搖了半天也沒有動靜。

　　在我們的努力下，扒出的縫隙越來越大，最后變成了拳頭大小的小洞。“來救人喲，來救人呀……”就這樣，我和李國川、崔代全每人喊一會兒，輪流著爬到縫隙處向外呼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正當崔代權在縫隙處呼叫時，外面突然就有了人。當時多名消防官兵對著洞口問“下面有幾個人呀？你們是哪個部門的呀”等情況時，在縫隙處的崔代全告訴外面的救援人員，我們里面有三人，有政法委書記張周凱、綜治辦主任崔代全和政治處主任李國川。隨后，救援人員給我們遞進來兩瓶礦泉水和一些餅干，讓我們補充點體力。

　　當時崔代全一直在和外面的救援人員對話，并報告了掩埋在下面的人數和具體人的職務姓名單位，隨后，他們根據我們提供的情況從廢墟頂上打了一個洞，下來一個戰士用毛巾把我眼睛遮住后，一把把我拉了上去。至此，我們三個人被埋了75小時后被成功救出。

　　“你說，如果當時記者不在洞口上，根本就聽不到我們與外界的對話。何況當時已是七十多個小時，不可能像平時聲音那么大，大家的聲音已經非常微弱了。當然我也不怪他，再說經過這一生一死后，我覺得網上的這些評論和說法沒有多大意思，很淡而無味了，沒必要也不想去計較。”張周凱對記者說，“還有個重要原因，我覺得國家和外省的同胞都來關心我們，給我們北川災后重建提供了很大的物資和精神支持。我們應該有顆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態對待社會對待別人。”

政法委書記劫后重生的心態：

　　“能夠在大難中活下來，我已經很幸運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還活著，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為家鄉、為基層的政法事業，忘我地工作！”

　　聽張周凱用鎮定平緩的語氣講述著地震時如何扒墻摳縫輪流呼救，如何戰勝恐懼相互鼓勵，如何喝尿等待救援，記者情不自禁地被這位在廢墟下與死亡抗爭了75小時的漢子所折服。更令人感動的是，他第二天就拔掉針頭，進村入戶，組織大家抗震救災。

　　5月17日，僅僅在綿陽404醫院住了一天，他就避開醫生的視線，拖著傷腿，悄悄離開了醫院。隨后的7天時間，張周凱步行200多公里，翻越了5座大山，穿越幾十處塌方地帶，不顧下有堰塞湖，上有泥石流的威脅，到了漩坪、禹里、桃龍、墩上等5個鄉的30多個村，組織接受空投物資20多噸，使1萬多名受災群眾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時，家在安縣茶坪鄉的張周凱的父母同樣因地震震塌了房屋，翻了3天的山，直到5月18日才走到安縣縣城，在一個馬路邊找了個帳篷居住。而剛剛從廢墟中被救出來就投入工作的張周凱對家人的生死還一無所知。

　　在這次地震中，北川縣政法系統遭受了重大傷亡。82名干警遇難，占全部干警的31%。即便是幸存下來的同志，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妻子和兒女，失去了手足同胞，剩下的只有殘缺不全的家庭和悲傷。

　　地震發生后，北川縣內有近十萬人逃離自己的家園，分別在涪城、游仙、三臺、梓潼等地集中安置，最多的時候，受災群眾集中安置點達到14個。

　　“由于人員集中，醫療、防疫、消防、物資供應、生活保障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受災群眾還處在極度恐慌和失去親人的悲痛之中，各安置點不斷出現治安案件，成為當時最不穩定的地區。”張周凱說。

　　作為縣委政法委書記，張周凱把災后的穩定和治安擺上了日程：5月27日，他組織召開政法委員會會議，研究制定具體措施，讓全體政法干警迎難而上，戰勝前所未有的困境，全面恢復和履行政法職能。6月15日，公、檢、法、司各部門全面恢復了職能，政法各項工作有序地進行。

　　張周凱還組織了多個工作組，深入各個集中安置點，主動調解各類矛盾，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在其他部門的配合下，近10萬受災群眾在集中安置點的生活逐漸平穩。據統計，安置點未發生刑事案件和較大的治安案件，受災群眾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災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地開展。

　　“現在，政法工作已覆蓋全縣的每個角落。”張周凱欣慰地說。

　　災區群眾的工作無小事。白天，張周凱走村串戶，協調解決糧食、居住、療傷、治病等問題，不放過每一個具體問題；晚上，他在帳篷里把情況寫進工作報告。

　　“能夠在大難中活下來，我已經很幸運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還活著，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為家鄉、為基層的政法事業，忘我地工作！”張周凱說。

　　在“5·12”大地震中，四川災區公安機關損失慘重，共有18個縣級公安機關、218個派出所等基層一線實戰單位的辦公用房嚴重損毀。與公安系統一樣，災區的法院、檢察院和司法行政系統同樣損失很大，有的辦公樓徹底倒塌，有的單位人員損失一半以上。

　　然而，在短短的百日之后，災區政法系統不僅迅速恢復了“元氣”，還創造了奇跡：自5月以來，四川6個重災區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55%，治安案件發案下降41%，沒有發生重特大刑事、治安案件，災區和全省治安大局平穩，社會總體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