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

　　不“黑”不“白”難界定，竟成貪官“救生圈”

王小魯近照

　　學者統計，我國灰色收入竟占GDP17.2%，如何界定灰色收入，已成迫在眉睫的問題。

　　9月2日，“日記門”主角廣西煙草專賣局銷售管理處原處長韓峰在接受庭審時承認，自己曾收受“過年過節的紅包，幫別人辦事的感謝金以及禮品”，卻反復強調“我認為這是嚴重違反紀律，但是并不算違法”。

　　同樣，今年2月，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也在受審中喊冤，稱檢方在對自己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認定中，對“灰色收入”部分計算過少。

　　韓峰與文強的辯訴背后正是目前國內對灰色收入界定不清的現狀。在違紀和違法之間，“灰色收入”這個詞成為了貪腐官員的保護傘。

　　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調研，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當中的灰色收入規模大約在5.4萬億元，而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1.4萬億元。

　　以此數據推算，灰色收入竟然占到GDP的17.2%———這真是一只超巨型的“恐龍”。

　　由于缺乏規范和到位的監管，這條巨型“恐龍”的體型在隨著中國經濟的擴張迅速增長。根據王小魯做的同題調研，2006年中國灰色收入的規模約在4萬多億元，兩年的時間，增加了近一萬億元。

　　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一時之間這個問題幾乎成了天問。灰色收入規模不清，一方面是由于統計及其他原因導致的數據遺漏，另一方面，則緣于對灰色收入的界定不清。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認為，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開透明的收入，是合法的；“灰色收入”則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收入。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刑法律師葉庚清結合多年辦案經驗給出的“灰色收入”定義相對更加明確。他認為，所謂“灰色收入”是行為人收取的，現行法律規范不認可其為合法也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認定其為違法或非法，但又是有違社會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收入。

　　對于灰色收入，官方則至今沒有明確的解釋。今年兩會期間，“規范灰色收入”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正因為界定不清，在經討論后“規范灰色收入”一詞被刪除。許多學者表示失望。

　　灰色收入何在？

　　由于概念不清，要對如此巨額的灰色收入進行結構性分析難度頗大。但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普遍性，“灰色收入”已經滲透到了社會各行各業，返點、好處費、感謝費、勞務費、禮金等名目繁多；二是權力特色，絕大部分灰色收入跟權力相結合，灰色收入的“趨權性”非常明顯。

　　王小魯在其報告中提到，灰色收入大致來說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現實生活中有些收入，由于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沒有明確界定，因此處在合法與非法的中間地帶。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接受采訪時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比如說我現在來了一個客人，提了一些很貴重的東西，但是如果說他真的是我的親戚，那這些就是我的白色收入，是禮品；但是如果我是發改委的，管投資的，他是做企業的，我正好可以幫助他，那這就是灰色收入。”

　　此外，有些政府機關或具有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慷公共資金之慨，以種種名義給官員、企業管理層或職工提供遠高于市場常規的福利或額外給付，可能還逃避了納稅，這實際上侵害了公眾利益。

　　王小魯提出的第二種情況，是某些懷疑為非法的收入，在來源不明而不能認定其非法的情況下，也只能作為灰色收入來看待。例如頻繁出現的通過內幕交易、虛假拍賣獲得的地產收益，通過內線消息、散布虛假信息、操縱市場而在股票市場、期貨市場上獲得的暴利，以及政府官員以權謀私，通過錢權交易獲得的利益等等。

　　尋求“縛龍之術”

　　難區分并不等于不能夠區分。事實上，目前已經有許多嘗試在進行。刑法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初設立就劍指國家工作人員灰色收入中的非法部分。

　　所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指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對于“巨大”的標準，目前執行的是30萬元。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早設立于1988年，雖然是個獨立罪名，但在此后20多年來幾乎從來沒有單獨使用過，而基本依附于貪污、受賄等主罪。在許多著名的貪腐案件中，同時附帶著一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樣就使得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成為巨貪的“救生圈”和“保護網”。

　　原因很簡單，貪污受賄犯罪的刑罰最高可達到死刑，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在2008年刑法修正后才由最高五年刑期提高到十年。由于兩者處罰差距較大，腐敗分子常常抱有“只要閉口不說，檢方查不清，頂多判五年或十年”的心態。

　　對于規范灰色收入，國際上有不少案例可以借鑒。新加坡《反貪污法》規定，在公務員不能說明其財產合法來源時，一律視為貪污所得。其《公務員紀律條例》規定，因公務接受的禮品必須如實報告，價值超過50新元必須交公，否則就以貪污受賄罪論處，面臨5～7年的牢獄之災，還要將入職以來每月薪金的40%比例積累下來的全部公積金和養老金上繳國庫。美國、韓國等都有類似規定。

　　國內學者呼吁，中國也應該設立法律法規，對官員收受禮品禮金的情況，在情節和金額上劃定一個合法的界限，并建立可行的監督辦法。

　　對于更為廣泛的、散布于各行各業的灰色收入，如紅包、返點等，除加強行業監管外，建立嚴格的財務和稅收制度是一個可行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