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章士釗（字行嚴）先生（1881—1973），也許，至少仍是研
究近代史的學者中一個略有爭議的人物。
　　“文革”中我被罵為“小落水狗”
　　既然寫父親，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六十年前他同魯迅先生之間的那
樁歷史公案。在我構思這篇紀念文章時，有幾天深夜，睡不著覺，耳
邊總像聽到父親晚年時向我平靜地述說這段歷史時的蒼老聲音。
　　我必須歷史地、客觀地寫這段往事，還因為它曾經是造成我同父
親之間隔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中學時代，我們的語文課本里選進
了兩篇魯迅先生的文章：《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紀念劉和珍君》。
魯迅先生在這兩篇文章中用憤怒的語言斥責父親參與制造“三·一八”
慘案，是一只必須窮追猛打的“落水狗”。由于選進了中學課本，其
影響范圍極廣極遠，以至于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
在給我貼的大字報中還稱我為“小落水狗”，說我繼承了“老落水狗”
的反動思想，因而也必須以當年魯迅先生的精神“窮追猛打”之。記
得后來周總理在處理外語學院的運動時聽說了這些大字報的內容，曾
經在一次接見時說：貼大字報要嚴肅，不要罵人。聽說你們有的大字
報罵章含之是“化成美女的毒蛇”，這很庸俗。又罵她是“小落水狗”
，這也不好。章行老是毛主席的朋友嘛！至于他和魯迅之間的爭論，
那是歷史上的問題，不應當用到現在去罵他的女兒！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罵為“小落水狗”時，我對父親的偏見已
經差不多消除了，因此我可以一笑置之。熟悉的朋友們有時還善意地
用“小落水狗”開開玩笑。然而，在我中學時代可不是這樣的�；貞�
當年，我坐在課堂里聽教師講解這兩篇課文并痛斥父親時，我真是如
坐針氈。同學們用異樣的眼光偷偷斜視我；老師在課下找我個別談話，
教育我同“代表反動階級”的父親劃清界限。十六歲的我羞愧惶恐，
覺得有這樣的父親是我終身恥辱，使我永遠抬不起頭來。我曾氣沖沖
地跑回家去責問父親為什么他當年迫害魯迅，鎮壓學生？父親卻異常
平靜地對我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F在對你講，
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以后你長
大了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章士釗與許廣平和解了
    遺憾的是以后的二十年中，我既沒有認真去讀歷史，也沒有再去
想過六十年前的這段恩怨是非。一直到父親已是耄耋老者時，我才有
機會同他談起過20年代他參加段祺瑞執政府的那幾年里所發生的事。
那時父親的精神境界已遠遠超脫了世俗功名之爭，也不在乎人們對他
的評說；我也早已擺脫了青年時代魯迅文章所加于我的重負和對父親
的偏見。我們平靜地談論著半個世紀前那些動蕩歲月。父親在談到魯
迅先生與他之間的芥蒂時，很風趣地說，“哪里有這么多文章好做喲！
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著說：“我和魯
迅硬是有緣！”他說自50年代初起，他同許廣平先生都是歷屆人民代
表，每次開人大會議又都是主席團成員，后來又都是常委會委員�！�
章”和“許”兩個姓氏筆畫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臺，父親同許廣平
先生都是毗鄰而坐。父親說，“我們很客氣嘛，誰都不提幾十年前的
事了�！庇幸淮畏�務員上茶先送許廣平先生，許先生把茶讓給父親說：
“您是我的師長，您先用。”父親說：“我和魯迅的夫人都和解了，
坐在一起開會，魯迅如果活著，當然也無事了。”我問父親當年他們
之間如此敵對，他現在怎么看。父親微微沉思后緩緩地說：“拿你們
現在的眼光看，對于學生運動的事，魯迅支持學生當然是對的�！备�
親說1925年春天，他應段祺瑞之邀北上任執政府的司法總長，后來又
調任教育總長。父親當時想用“讀書救國”來辦教育，因此企圖整頓
學風，嚴格考核。他反對學生參與政治，主張閉門讀經書，因此他禁
止學生上街游行，從而激怒了愛國進步學生。學生們到魏家胡同他的
住宅大興問罪之師。隨即，父親辭去了教育總長職務。但是同年8月，
因段祺瑞再三懇邀，父親又再次出任教育總長。這時的形勢更為緊張，
“五卅”運動之后，全國革命浪潮高漲，青年學生思想更為活躍。父
親雖試圖在原來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良，在他辦
的《甲寅》雜志上提出了“新舊調合”的主張，但因他根本上是維護
舊文化的，因而斗爭并未因他的調和主張而減弱。
　　父親說，這時又發生了“女師大”事件。許廣平先生當時在“女
師大”讀書。“女師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得到魯迅的支持。進步學
生抵制父親任命的校長楊蔭榆到校任職。父親最后下令解散“女師大”
，其實是為把造反的學生趕出學校，平息學潮，使“安份守己”讀書
的學生繼續按父親的宗旨上學。說到這段歷史，父親不禁自己笑了起
來，他說當時許廣平先生等進步學生在學校內靜坐，不肯離校。校長
楊蔭榆雇了一批“三河老媽子”才把她們架出去。我不解，問父親為
何一定要從三河縣雇女老媽子（女傭）。父親呵呵一笑說那時鄉村婦
女多數仍裹小腳，唯三河縣貧苦人家婦女傳統地大多來北京、天津當
女傭，故那里的婦女多為天然足。父親嘆息說：“這些事過去多年了，
當然是不對頭的！”
　　“三·一八”慘案與章士釗并無直接關系
　　在學潮的沖擊下，父親第二任教育總長僅當了四個月就下臺了。
段祺瑞堅邀其改任執政府秘書長。父親說：“有一件事，你大概至今
還不清楚這段歷史，那就是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慘案與我并無
直接關系�！备赣H是1925年辭去教育總長職務的，“三·一八”慘案
發生在翌年3月，因此并不是他授意鎮壓學生，更不是他下令開槍殺
害學生。后來，我讀到過一些史料，父親確實當時已不是教育總長。
當然，作為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慘案之后他曾奉命草擬過一份通緝
令，但他對慘案本身并不像我中學時代以為的那樣是個下令開槍鎮壓
學生的劊子手。幾年前，一位歷史學者告訴我說，寫父親的傳記已有
阻力，因為有人反對，認為父親是被魯先生“定案”的“三·一八”
事件的罪魁，因而不能寫他的傳。當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父親所
遭到的不平而憤慨。為什么有些人研究歷史卻對父親如此不公？為什
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我們黨的政治生活中都已消除了“兩個凡
是”的影響，而在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中卻在父親的頭上還要懸一把“
凡是”的利劍？
　　父親1924年至1926年參加段祺瑞政權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段
彎路，然而正如后來毛主席向我指出的那樣，縱觀他的一生，在此之
前的近二十多年，他的大部分時間是革命的，進步的。段執政垮臺之
后，父親于1928年赴歐洲考察，并于1930年應張學良將軍之聘出任東
北大學文學院主任。此后的近二十年中，父親維護民族氣節，拒不同
汪偽政權合作；在國共重慶談判期間，他關心毛澤東同志及中共代表
的安危；內戰后期，他又為國共和談而奔走。解放后父親更是中國共
產黨的摯友。在父親九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客觀的歷史評價應當是
不難做出的。
　　在父親晚年，我與他談過了他在段執政時當過“老虎總長”的經
歷以及他同魯迅的筆戰之后，我心中才如釋重負，解開了我與他關系
中的一個大疑結。我那時開玩笑地問父親我們家中沒有魯迅著作，是
不是他還對五十年前的事耿耿于懷？父親大笑，他說：“早過去了。
不過我到現在還是頑固的復古派，你看我的書架上哪里有一本白話書？
”后來父親去世后冠華遷入了。冠華是極為崇敬魯迅先生的。于是我
們的書房（也是父親生前的書房）的書架上立時擺滿了各種版本的魯
迅著作，僅全集就有兩套，還有各種單行本數十冊。我對冠華開玩笑
說：“你知道嗎？我父親的書架上是從來不擺魯迅著作的�，F在你一
下子搬來這么多。父親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說不定有些輾轉不
寧呢！”冠華說我低估了父親。父親是個寬厚大度的人，不會計較歷
史上的恩怨。我相信冠華是正確的。
　　（節選自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