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2023年全國兩會前夕，全國政協(xié)委員周世虹建議，取消對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廢除有關直系親屬、旁系親屬等有過被刑事處罰等處分而影響考生或被政審人政審的規(guī)定。他認為，政審應當以被政審人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為主，注重以實證證據予以證明。

　　周世虹委員終于把之前民間傳得沸沸揚揚，但一直沒有明確宣示規(guī)則的“一人犯罪，影響三代”的問題，擺放在了全國兩會這個國家議事平臺之上。事實上，我國參軍、公考、考編的政審規(guī)則，其實一直沒有公開的宣示，而且公職崗位千差萬別，不同單位掌握的政審標準也不盡一致。

　　所以，目前“一人犯罪，影響三代”也只是民間的俗稱，卻成了影響廣泛，又含糊不清的“土政策”。因為沒明確邊界，更容易顯得“威不可測”，甚至還會產生誤讀和異化。比如，個別人可能利用公民害怕影響孩子前途的心態(tài)，逼其就范。在一些家庭暴力案件當中，就有被毆打的母親，因為害怕將家暴的丈夫繩之以法之后，影響孩子未來參軍、入黨、考公的前途，而選擇忍氣吞聲。在奇怪的誤讀之下，政審機制竟然被家暴者濫用了。

　　其實，為了保證公務人員，特別是機要崗位上的公務人員政治上的純潔性、可靠性，進行政治審查是必要的，但是，審核規(guī)則也不應該用一句模糊的“一人犯罪，影響三代”所代替。這一次的公開討論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將這一涉及無數(shù)家庭切身利益，卻又含糊的規(guī)則明晰化。

　　首先，“罪責自負”是現(xiàn)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之一，它意味著國家在進行刑事責任追究時，不能將犯罪人應承擔的責任轉嫁給第三人，不能搞“捆綁式處罰”。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每一個人也不用承擔不屬于自己的法律責任，所以現(xiàn)代法治是嚴禁株連的。

　　一個人的前途應該由自己來決定，而不是由其父母乃至更遠的親屬的犯罪記錄所決定。“世襲”“恩蔭”絕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就業(yè)公平，“株連”也不是。哪怕是在過去的特殊年代里面，講究“出身成分”，也是強調“要看出身，但不唯出身”，關鍵要看個人表現(xiàn)，這個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丟。

　　其次，對特殊崗位有必要實施親屬犯罪記錄的審核，但是，不能對所有崗位搞“一刀切”的禁入，要有明確的規(guī)則。

　　對于保密等特殊崗位，當然有必要在招錄時調查當事人的社會關系，也包括調查親屬的犯罪記錄。但是，應該明確審核的親屬范圍，以及涉及的違法犯罪性質：普通治安違法是不是要被納入審核范圍？是故意犯罪，還是過失犯罪？是輕罪，還是重罪？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還是普通犯罪？而不能像現(xiàn)在這樣，讓“一人犯罪，影響三代”成為所有考公的不透明門檻。

　　一個寒門子弟寒窗苦讀十幾年，終于能夠考公，回報家庭和社會，但是如果僅僅因為親屬犯罪記錄而中斷上進之路，這難言公平，難言法治。至少應該賦予當事人申辯的機會：向單位說明與有犯罪記錄的親屬的實際社會關系，還應允許當事人通過個人的突出表現(xiàn)作為“補強證據”。還得防止親戚惡意報復、要挾，比如，有家庭矛盾的叔伯舅姨故意在孩子考公、參軍時犯罪，意圖毀了孩子的前途，這并非杞人憂天。

　　而且，不透明、缺乏申辯機制的政審規(guī)則，是很容易造成誤傷的。比如，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烈士的獨女左太北，當年報考哈軍工時，一度“政審不合格”，原因是左太北在填報資料時，很誠實地寫到了左權的哥哥、自己的伯父曾是國民黨，最終由陳賡大將拍板接受了作為烈士遺孤的左太北。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一人犯罪，影響三代”的考公審核條件，也應該更加透明、陽光，賦予當事人必要的申訴、救濟渠道。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特別強調，要“消除影響平等就業(yè)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yè)歧視”。對罪犯的近親屬考公搞一刀切的限制（作為某種“玻璃天花板”），可能構成對于平等就業(yè)的不合理限制。這不是什么提升了“法律震懾力”，相反可能擴大了社會對立面。

　　無論如何，作為影響到千萬家庭切身發(fā)展的一項考公限制，“一人犯罪，影響三代”的政策需要講講明白，防止被誤讀、被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