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報新聞評論員 張靜寧

　　長沙一位體育局副處長，長期霸占他人私家車位。面對確鑿的侵權證據(jù)，她不僅不挪車，還先后上演留假電話、謊稱出差、報警反咬等戲碼。從物業(yè)、社區(qū)、派出所到街道辦，多個部門前后組織了六次調解，她才勉強道歉。最終，全網關注之下，長沙市體育局對其作出停職處理。

　　是非如此清晰的一件事，為何要耗費六次調解和一場輿論風暴才能解決？另外，侵權方是一名有單位、有組織的公職人員，處理過程尚且如此艱難，假設對方是一個不隸屬于任何單位的普通個體，基層治理又當如何應對？

　　可以說，“長沙體育局干部霸占車位”這一事件，為我們拋出了一個基層治理中更具普遍性的難題——面對越來越多的民事糾紛，基層工作者常陷入“沒牙的老虎”的窘境。

　　之所以“沒牙”，根源在于調解本身沒有強制力。物業(yè)沒有執(zhí)法權，面對惡意占位只能反復溝通；社區(qū)居委會的調解權建立在雙方自愿基礎上，其功能上限是“促成和解”，而非“判定是非”；派出所處理的是治安和刑事案件，對于純粹民事權屬糾紛，除非矛盾升級為肢體沖突或損毀財物，否則同樣只能調解、無法處置。

　　于是我們看到，不少糾紛就此懸在了“法律夠不著，道德管不了”的半空中。在現(xiàn)實情況中，大部分基層工作者的調解工作，就成了對受害者的反復安撫與對侵權者的反復協(xié)商，而非對權利義務的剛性厘清。這便是“沒牙的老虎”所指向的核心現(xiàn)實：基層工作者只有“勸說的嘴”，沒有“裁決的手”，只能以態(tài)度對抗態(tài)度，以耐心消耗時間。

　　在這樣的調解過程中，侵權方只需參加幾次不痛不癢的談話，受害方卻要承擔財產的直接損失和精力消耗，基層管理部門更是要反復投入人力，進而形成了“守法成本高、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處置成本更高”的倒掛結構，這種倒掛無疑會抬高基層管理的工作難度。

　　要破解“沒牙的老虎”之困，思路必須更新。不能將希望寄托于每一次個案都能形成全網關注的輿論風暴，這種倒逼模式不可復制且代價高昂；也不應指望對小微侵權全部訴諸冗長的民事訴訟，這與糾紛的微小體量不相匹配。

　　更務實的路徑，在于為基層配置“牙齒”，比如是否可以將社區(qū)反復調解無效、證據(jù)確鑿的惡意行為，接入社會信用評價體系，讓“不講理”產生可感知的信用代價。另外，是否可以探索設立針對小微侵權糾紛的快速仲裁或簡易裁決程序，真正降低受害者運用法律維權的成本。

　　衡量一個社會治理水平的，不只是大案要案的判決，更是這些小事能否被有效裁決。基層治理現(xiàn)代化的關鍵一步，就是讓那些處于道德與法律縫隙中的糾紛，能被有效約束和化解，而不只是依賴下一次輿論風暴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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