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屆中華國學論壇上的演講(香港)
全球語境中的中華文化
許嘉璐
這次論壇以“中華文化與香港”為題，是很有意義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僅有助于對整個中華民族這個文化共同體的認識，而且對香港未來的和諧與繁榮也有著巨大的意義。今天我們聚集在香港，當然重在對有關學理的研究——即探究中華文化和香港文化本體的內在本質、規律、沿革、二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前景展望。我認為，時至今日，這種種思考需要現代世界的視域并且要有關注地球和70億眾生的胸懷。
世界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范式正處在又一次轉向過程中 世界已經經歷過了幾次文化范式的轉向。約略言之，希伯來宗教和希臘-羅馬哲學結合，開啟了西方的中世紀；后來,文藝復興的啟蒙運動結束了人們所說的黑暗時代，迎來了“理性”地追求真理的工業化的“現代”；現在則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技術信息化、社會碎片化、價值物質化的“后現代”。就在這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一次轉向的同時，學術領域關于“現代”、“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的思考與爭辯熱熱鬧鬧，至今未絕。有關上述概念的界定雖然眾說紛紜，但是在有些方面則是眾口一詞的，這就是：時代轉向了，“現代”留給人類的社會遺產背離了，甚或可以說是背叛了啟蒙時代“理性”的承諾——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世界目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卻正在走向危險的深淵。人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人類面臨的危險度如何以及如何才是人類生存之路的不同見解而已。半個月前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刊登了新加坡的約恩·厄爾斯特倫題為《一個可怕的想法：全球性30年戰爭》的一篇文章。作者針對當前中東的亂局提出自己的擔憂和分析。他說：發生在17世紀上半葉的30年戰爭，是“一個陷入困惑的歐洲誰有權定義倫理、規范、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野蠻爭斗，而“當今世界決定性的力量因素是形成觀念的能力：定義大多數人心目中的是與非、可與不可、當與不當。換句話說，形成一個基于價值觀、吸引多數人的制度——占領自己定義的道德高地！”至于與這一思潮完全相反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的結論，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后,連他自己也已動搖了，究其原因，恐怕不僅僅是由美國爆發，繼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由此引出的種種社會沖突；核心的問題是作為“現代性”模范的美國，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定義觀念的能力。
就在這時，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中國，和幾乎所有的新興國家一樣，越過了歐洲14世紀之后那段艱苦的探索、思考、論證和實踐過程，一下子跨進了“現代”的最后一班車；接著，工業化尚未完成，就糊里糊涂地被挾裹著進入了“后現代”。例如發達國家所遭遇的種種災難在內地幾乎一樣不少。11天前，《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公布了內地社會心態存在的10大病癥：依次是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習慣性懷疑、炫富心態、審丑心理、娛樂至死、暴戾狂躁、網絡依賴、自虐心態。依我看，這10大病癥并不處在同一個層面上，列為眾病之首的“信仰缺失”是問題的根本。信仰缺失，安詳心態、和諧生活和倫理道德何從談起！
在此之前，中國文化經歷過與歐洲不同的轉向。如果我們暫且不論由殷商進入周代、文化在此定型和后來儒釋道自身轉折與新生的敘事（雖然我們從中可以受到文化生存發展的重要啟示），中國文化近代的巨大轉向，一次是20世紀初對傳統文化的徹底批判和否定，結果是思想的大解放，帶來了社會、政治的大轉型，帝制結束，開啟了對共和、獨立的艱難探索里程。這一轉向也給后來留下了文化領域的許多負面后果。大陸的改革開放，是又一次轉向。這次與古代和近代轉向之不同，即在已經不是基本上局限于華夏之族界域內（雖然此前的事件也受著外部事件的啟迪和影響），而是幾乎與經濟全球化同步，在經濟以令世界瞠目的速度發展的同時，中國文化也隨著“文化全球化”的節拍跳起舞來。社會差距拉大、環境迅速惡化、人生價值扭曲、社會倫理缺失、奢靡貪婪成性同時而至。但是，自最近一次世紀之交前后開始，“后現代主義”在中國也形成了巨大的思潮，而且勢頭越來越大。這一思潮的特點，用大衛·昂萊的話說就是：“認可后現代，重估現代，回收利用前現代。”
我把這種世界的和中國的情況比喻為“賽車現象”：西方，首先是歐洲那輛車起跑，接著是北美的車緊隨其后，不久北美的車超越了歐洲的車；中國車啟動很晚，但車型較新，迅速地跟上來。前面的車轉彎，后面的車跑到那里也必須轉彎；前面的車所經過的顛簸處，后車躲不過；前車在某處側翻，后車如不減速或采取應對措施，必然也要翻車。大家只有時間之差，卻沒有命運之異。問題出在哪里？就出在“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脆弱不堪和遠非完美的發明”（大衛·萊昂）這說明，“西方的途徑，就是說歐洲和北美的文化，不能再被當作標準和典范了。”
現在說到香港。如果用世界和中國文化轉向的事實比照香港文化的歷史，是否可以說，在祖國內地經歷第一次轉向時，香港已經基本接納了歐洲文化，從此無意中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對外窗口、中歐文化對話、相融的試驗場。換言之，香港在被殖民的條件下早于內地實現了“現代化”，具備了“現代性”。我之所以說在“在被殖民的條件下”，是因為“現代”所允諾的“民主”與“平等”，在回歸祖國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并沒有在香港兌現；但是“現代性”的其他方面幾乎都逐步實現了，尤其是社會層面和價值倫理領域。“現代化”本來就是雙刃劍。到目前為止，包括香港在內的大中國全境，都在既享受著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成果，也被這柄劍的另一面割傷，而且傷口不小，疼痛不輕。
所幸，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早已在億萬民眾的心底形成了文化基因。以往從西方來的文化沖擊勢頭兇猛，國人曾經阻攔甚至抗擊過；后來雖然接受了宗教、技術、管理和藝術，但是這種接受是“中國式”的，即在不違背中國人原有禮儀、風俗、習慣情況下的接受，也就是在不去除中華文化基因的條件下吸收西方于己有益的元素。香港先走了一步，至今不但儒釋道三教共處并榮，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兼容，一些民間信仰，如關公、媽祖、土地、黃大仙等，也遍布全島。按照西方神學家的說法，這是天啟神教、自然神教、圣哲信仰（儒家）和巫覡信仰（占卜、看相、求簽）并存于一體；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仍是香港人民的重要節日；“嘆早茶”，是原汁原味江南習慣，如果在家里喝茶，喝法基本上是傳統的，與喝咖啡相輔相成。這些都和內地并無二致。
正是因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如此牢固，所以內地近年來，尤其是進入這個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回收利用前現代”已經成為從城鄉公眾到學者，到國家領導人，共同關心并參與的事情，而且這三類人漸漸趨向彼此相應與配合。只不過這種“回收”是直接回到軸心時代本民族的智慧巨人孔子、老子、孟子以及雖是外來卻已經本土化了的佛陀那里，重新溫習并審視他們的教導，尋其根本，汰其適合農耕和帝制時代，但已不適應現代的東西。例如對拜祭祖宗、先師、烈士蔚然成風，而采用的儀軌卻大量吸收了歐美的；再如據對20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已經涌現出1600多家旨在傳播傳統文化的書院/講堂/學堂，既有公辦的，也有民間舉辦的；又如，許多企業，已經把營造企業文化作為重要事項，做得紅紅火火；還如在山東許多地方，“鄉村儒學”——學者走進村鎮，為村民講述傳統文化和本地鄉賢、歷史，頗受歡迎，民風也在悄悄地變化。如此等等，都說明人們普遍感到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做人處世的“倫理、規范、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最適合自己；一味追逐利潤和財富，并沒有給自己帶來幸福。最近，北京衛視每天播放一檔名為“尋找老街坊”的真人真事節目，非常受市民的歡迎。節目表現的是，已經住進寬敞樓宇，但鄰里間冷漠、生疏、絕緣且彼此防范，因而感到孤獨失落，于是想找回溫情、平靜、和諧的過去。由此看來，誰最有權“定義”人們應該怎樣生活？是廣大民眾自己；誰最有能力“定義”道德標準？是現在依然還沒有中斷的祖父母或更早的前輩所留下的社會風尚。
面對著紛繁復雜、波濤洶涌的世界，人類將走向哪里？中華民族出路何在？眾所周知，上個世紀80年代歐洲曾經興起了探討人類共同倫理的潮流，一批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著名的哲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借著后現代主義和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樣性學術之風，提出了后現代主義所沒有顧及到的“不同文明對話”和“構建人類共同倫理”的倡議和行動。不同文明對話是方式，是通道，是過程，構建人類共同倫理、實現地球和平是目的，是應對殘酷的現實、消弭戰爭屠殺的遠景。
哈貝馬斯并不去否定“現代性”，認為現代性的潛力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他在認真研究當代思想演變狀況后提出了“公共交往理性”、“主體間性”等一系列概念，為的是把啟蒙運動旗幟上所標榜的“理性”進行改造（而不是“改換”），使人類走出困境。他的“公共交往理性”和啟蒙時代的“理性”可謂截然相對。例如，不是提倡以自我為中心追求成功，而是主張推己及人尋求彼此理解；不是一味競爭零和，而是努力商談協作。
哈貝馬斯的論著以語言艱澀著稱，而與他幾乎同齡的同胞孔漢思（又譯漢斯·昆），則盡量使用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孔漢思在長期研究世界所有“偉大的宗教”的基礎上，開始為構建人類共同倫理呼吁奔走。他認為，在儒學、佛教、猶太教、基督教的宗教倫理中具有十分相近的要求；如果各個文明真誠對話，使共同倫理形成約束的力量，世界就可以獲得和平和友愛。經他和同道者的努力，19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宗教議會”上通過了《世界共同倫理》的決議，2001年聯合國發布了《通往未來之路》（杰出人士小組報告：《跨越分裂，文明間對話，聯合國報告》）。“構建共同倫理”一時間形成了歐洲學界的熱潮。現在，雖然這一討論的熱度由于種種原因已呈減退之勢，但他們開辟道路的影響仍在，當年那批學者功不可沒。
但是，無論是哈貝馬斯、孔漢思，還是與他們并肩奮斗的許多伙伴，都沒有解答這樣一個問題：他們所理想的回到前現代觀念或發揮現代性的潛力，其關鍵，即人類共同倫理在各個文明世界如何內化為人們和社會的禮俗習慣、自發要求？也就是他們沒有明確地把理想的世界倫理境界與個人道德修養的境界結合起來。在這點上，他們的思維進路有些近乎后現代主義。
有感于此，我在今年5月21日的尼山論壇上重新拾起“構建人類共同倫理”的話題，隨后9月7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漢學大會上對此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令我高興的是，每一次都得到各國許多學者的呼應。
我的想法是，由中國學者發起，接續“人類共同倫理”的探討和呼吁。 三十年來，歐洲學者和神學家們的經驗與成果將是接續者從事這一事業的基礎和出發點。和前此的浪潮有所差異的是，我們應該更加強調不同文明的真正平等、相互尊重、真誠交流；由生活在不同文明語境中的學者講述對本文明的反思與展望和對他方文化的感受；同時，還要積極向人們介紹不同文明內在不斷提升、與“他方文化”交往的經驗。顯然，在這個論域中，中國學者和神學家們自然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并且力求有所貢獻，而在過往的三十年中，這方面顯然是令人遺憾的。
說到這里，我的發言就該結束了。那么，就讓我用最后的一分鐘時間，再回到這次會議的主題“中華傳統文化與香港”上來，其實這也是我發言的主旨。有了上面所講內容的基礎，我的結論就很簡單了：整個中國，包括香港，祖祖輩輩形成的優秀文化傳統都在經受著“現代性”的“不完美性”的毀損，只不過各處表現形式和受害程度不一而已；人類的和地球的危機在內地和香港的頭頂上徘徊著。那么，我們就應該一起“回收”歷代賢哲的教誨，挽救社會，挽救民族；同時，還要一起和世界各國的智者加強溝通，為建構人類的共同倫理并使之在公眾中傳播、影響政府決策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