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嵌在”、“民族”、“基因”，既是對真正“中國化”意義的判斷，也是對傳統文化現代轉化的要求。“民族”針對轉化前的資源指向、“嵌在”強調轉化中的方式效果、“基因”突出轉化后的存在狀態。這是一個先肯定后否定，再否定之中否定的螺旋式發展過程，也是一個由潛在到自在，再到自為的理念發展階段。從源始性資源到抽象性轉承，再到生態性互動，則是過程中的進階要素。

　　關鍵詞：傳統文化;轉承;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經典嵌在學生的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1]數語間寄托了總書記對青年一代復興傳統文化的希冀。“嵌在”、“文化基因”等字眼突顯“中國化”民族性的同時，也蘊含著對“內中國化”資源、方式及社會化貫通過程的探究深意。讓“經典”成為“基因”，不是對所有傳統文化的“包攬”與“囊括”，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轉化的價值性課題，也是一個資源難題。難題之為難題，在于對象不清、方式不定、價值不明。這里傳統文化作為對象，以轉承體現方式，生態呈現價值，使青年一代發揮潛在的主體作用，在如何發掘文化對象中的源始性價值、體現轉承方式中的抽象性結構、呈現互動現實中的生態理念問題中，思考“難題之難題”的理路取向。

　　源始性資源

　　所謂“源始性資源”，即元點的、原初的、根源性的文明資源和價值資源。[2]現代中國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規定體現三種“呼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審視，與經濟、法律、文化“相適應”、“相協調”、“相承接”的道德體系的建立必須在分享共同的價值資源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共同享有價值資源才能形成有機系統、形成良性呼應。這些共同的價值資源也必須是源頭性的價值資源，因為只有源頭性的價值資源才能為文明發展提供生發活力和價值動力。

　　那么具體到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什么樣的價值資源是“源始性資源”呢？它至少需要滿足兩個最基本條件：一是邏輯且歷史的作為民族傳統的價值始點和價值根源，在漫長的中華文明進程中，直接成為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文明要素的共同價值資源。二是即使不能直接成為，也能夠通過價值中介，至今能對經濟、政治、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具有深刻影響。東南大學倫理學教授樊浩先生講過：“家庭倫理和家庭倫理精神是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和倫理精神的價值之始和人文之根”。[2]的確，以“五倫”為中國倫理范型的家庭倫理不僅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質、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相適應的道德體系，而且不可否認的是，中華民族的諸多傳統美德都與其形成的家庭倫理精神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并且至今仍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心理產生深刻影響，如：親親、孝悌、仁愛等。而源始性資源的價值彰顯需要結合現實思考的精神哲學為基礎，資源發掘和精神建構都存在難題。當今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轉化、創新和傳承，首先要分清何為精華、何為糟粕？否則何談“去”與“取”？這就在源始性價值資源難題之上，涉及轉承方式的難題。

　　抽象性轉承

　　就文化態度講，自近代以來就大致存在“西化派”、“保守派”和“轉化派”之爭。“轉化派”創造性轉化的學理由張岱年先生提出，極具創新意義。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轉化派”呈現出新、舊之分，新轉化派倡導以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創造具有時代特色的民族資源。經過歷史與實踐的洗滌，新轉化派學理思想為我們對待精華和糟粕的態度和方法提供了諸多可借鑒意義。精華和糟粕的區分到底應該是抽象的還是歷史而具體的？在具體而歷史的條件下，主觀的將區分絕對化的結果就是，諸多極具價值的文化傳統被破壞和摧毀。因為此時的“閑置”不代表彼時的“無意義”，價值的意義不止于即時的效力，更在于恒久的呈現。欲實現此意義，抽象性傳承的原則是關鍵。抽象性轉承是一個由抽象繼承到創新轉化，再到結構傳承的過程。其抽象性體現在：在源始性資源發掘的基礎上，先對傳統文化做一種先驗性的結構分析，即整理出傳統文化延續的合理框架，并對這種框架加以繼承，這是一種自我肯定與確證的狀態。再以“舊瓶裝新酒”的形式加以創新轉化。這里“舊瓶裝新酒”的形式絕不是創新轉化的方式，因為“舊瓶裝新酒”體現的是對中國文化中去之不掉的價值始源的保護與繼承，創新轉化的方式實現的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從古至今一直發揮著的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心理的現實效力，這明顯是一個在傳統與現實關系中的自我否定狀態。進階的結構傳承則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礎上開始的新一輪的抽象性轉承。這種結構性分析銜接的創新轉化不是舊有的具體而歷史的繼承，而是一種典型以時間為節點的集繼承、轉化、傳承過程為一體的抽象性轉承。作為過程與過程的銜接，它呈現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態勢。

　　生態性互動

　　在理念中建立起源始性資源和抽象性轉承之間的價值關聯和進階智慧，還沒有最后完成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任務。因為無論是源始性資源的發掘還是抽象性轉承的認識，歸根結底還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抽象必須復歸于具體才能實現由潛在到自在，再到自為的辯證發展過程。而此時的具體已不再是理論的具體，而是現實的具體，是一種在現實關系中的自我復歸。在源始性資源和抽象性轉承上付諸的努力，實質上都是個體層面的提升，個體層面要想獲得共體層面的形式普遍性，必須實現個體與共體的統一，這種內在統一具體表現為現實關系中的辯證互動。傳統文化的轉化目的是建立起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動力作用的文明體系，這種體系的價值意義體現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道德體系規定中。而道德體系如何與經濟、文化、法律相“呼應”，從而構成辯證互動的合理生態，是促使合理繼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入自為形態的重要節點。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在法國、意大利、日本、韓國，家族主義倫理傳統之所以沒有出現華人社會中的那些弊端，主要原因在于其他文化、政治乃至經濟的要素與他的辯證互動。”[3]的確如此，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和精神態度，使得家族主義倫理傳統成為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資源。日本人的倫理精神也與日本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形成有機系統，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有效互動。由此生態系統良性互動呈現的現實積極效力可見一斑。那么，中國國民能否通過智慧啟迪，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進行辯證否定和揚棄，從中提煉并使之成為中國社會的合理性價值資源，從而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合理價值生態，成為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現代性的建設性思路，也是實現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復興的最佳存在狀態。

　　源始性資源作為傳統價值之始，是一種潛在的形態，對其先驗性結構進行主觀意義的轉化創新和抽象意義的傳承，則使其走向一種自在，而生態性的互動作為一種現實的系統運行，使抽象性和主觀性得以在現實關系中得到揚棄，成為一種自為的形態。這就形成了一個“潛在—自在—自為”的發展過程。習近平總書記說“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4]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破解現代難題，才能實現對傳統文化的完美“超越式傳承”。這般“血脈延續”、“超越式傳承”和“現代難題破解”需要在與“潛在—自在—自為”理念發展的統一中完成。這也正是新一代青年接班人必須要經受的、從概念到理念的行動性轉變。

　　參考文獻：

　　[1]習近平:不贊成課本去掉古詩詞 應嵌在學生腦子里[EB/OL].(2014-09-10) [2016-06-05]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4-09/10/c_126969625.htm

　　[2]樊浩: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精神哲學基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49-50頁

　　[3]【美】弗蘭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M].李宛蓉譯,遠方出版社,1998:第91頁

　　[4] 蔡闖.劉文嘉: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行[N].光明日報,2016-03-03（01）

　　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楊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