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升級，既有頂層決心，又有基層活力，兩者形成巨大合力，無疑將是保障中國未來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最大機遇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實習生丁遠馨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征，認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挑戰。全會要求，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
“十三五”征程的開啟，中國經濟由此迎來沖頂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沖刺時刻。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中，從“十三五”承載的使命出發，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表示，“十三五”時期將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期，也是全面進入“新常態”的轉型期、全面實現創新驅動的突破期和全面推進國際化的上升期。
“對一個具有超大規模人口的經濟體而言，中國面對的國際發展機遇和挑戰都在增強，‘十三五’時期仍將是中國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告訴本刊記者，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大大縮小了與美國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等方面的相對差距，這為中國的發展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抓住于我有利的時與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盡管國際局勢發展日益復雜和多元，全球化趨勢并未改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要堅定既有戰略布局，而不應隨外界的變化急于調整甚至改變戰略。
“比如美國主導的TPP協議的達成，實際上是中國戰略布局的倒逼結果，中國是下了先手棋，對方為了應對走了這一步棋，接下來中國還會出牌。我們要堅信，中國的全球布局是成功的。”陳鳳英說。
陳鳳英強調，全球化的機遇仍然主要在中國一邊，“誰能夠提供需求、誰能夠提供資本、誰有合作的意愿，機遇就屬于誰。目前，市場在我，資本在我，發展空間在我，所以中國理應成為全球發展的引領者，而不是過去的參與者。”
在這個過程中，共贏主義將大大開拓中國發展的外部空間。胡鞍鋼認為，中國至少在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兩次幫助維護全球宏觀經濟穩定，“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增長發動機，第一大貿易發動機，第一大投資發動機，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利益共同體。”
從更遠一點的視角看，中印等新興國家的崛起，繼而帶動了南方國家的迅速崛起。這一格局的變化與中國產生了良好的互動關系。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使得過去的霸權體系逐漸被打破，G20機制及“金磚五國”峰會等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客觀上為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國的共贏理念，也為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將促進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向著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邁進。比如，中國通過多種方式，幫助非洲國家的發展，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力推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助力全球基礎設施的建設，聯合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動新興市場的協同發展等，都會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
直面外部環境四大挑戰
在發展過程中，中國也將不得不面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陳東琪為《瞭望》新聞周刊給出了自己的分析：
其一，全球總需求形成總體偏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增長壓力。
消費形勢的變化，使得這期間供求壓力總體較大。比如，石油總體上會呈現供大于求的格局。新興市場如中國的超常規增長已接近尾聲，供求之間形成供大于求的預期會越來越強。傳統形態的產業面臨長期過剩。國際金融危機后的調整顯示，發達經濟體的結構調整任務也非常艱巨。
其二，全球面臨去泡沫、去杠桿、去過剩產能的壓力。一是發達國家去泡沫可能就會發生在未來五年；二是去杠桿方面，目前債務杠桿高企。隨著貨幣的放松，債務杠桿加大到一定程度就會達到極限。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債券市場可能會出現劇烈波動；三是去過剩方面，由于全球新興智能化、信息化的崛起，傳統產業的傳統產能也需要消化。
其三，發達國家經濟再平衡帶來較大挑戰。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大制造業向本土回歸的力度，這帶動全球總工業出現結構性變化，即工業生產中美國占比在增加。未來五年還會延續這一趨勢，將給其他國家如中國等帶來很大挑戰。同時，近年來美國經濟的復蘇對全球貿易的正向拉動減弱。美國經濟較快復蘇，但美國的進口貿易增速在下降。
其四，世界經濟繼續走向分化。政策上的分化既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政策不一致性會延長世界經濟當前的緊縮格局。經濟增長的分化表現為美國較快增長，但其他發達國家整體低迷，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增速放緩。中國的外部市場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
轉型躍進創造內外新機遇
“中國未來最大的機遇，就是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基礎上產生的新機遇。”陳東琪對《瞭望》新聞周刊表示，中國還需依靠自身轉型發展來創造機遇，“目前，南亞國家具有成本優勢，而發達國家技術有優勢，中國兩頭受到擠壓。”
他舉例分析金融市場指出，如果中國的金融結構不發生大的變化，金融效率不能提高，金融“走出去”就會面臨很多風險。相反，中國提高自己的金融管理能力，提高中國資本在國際上使用的有效選擇，這就能夠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
“如果中國能夠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機遇也可能變成機遇。未來的國際環境下，美國、歐洲調整對中國是機遇，新興市場的發展對中國是機遇，但能不能變成現實關鍵看中國自己能力。總體來講，‘十三五’時期中國要利用國際機遇，不是單邊的而是雙邊的，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修煉。”陳東琪說。
受訪專家還進一步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在創造機遇的過程中也有著強大實力的支撐：中國有較強的資金實力，人民幣的預期評估很好，中國的技術在快速進步，中國的資本水平管理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積聚了巨量的高素質人力資本紅利等等，都為中國未來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陳鳳英表示認同，全球轉型，中國先行。雖然其他國家如美國也在推行轉型，但中國的轉型是全方位、高站位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對外開放、《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等大戰略的實施，都將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搶占先機。
更進一步看，全球性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中國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正在推動中國加速向創新型國家邁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更是激發了全社會的創新熱情，為創新提供了最為肥沃的土壤，未來將對中國高水平、高質量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釋放六大發展潛力
用好既有的有利條件，也是中國順利實現跨越的有力支撐。綜合王軍等受訪專家觀點，中國在“十三五”期間至少在六大領域蘊藏著巨大發展潛力。
一是人力資本紅利正逐步形成并將持續釋放。中國的就業結構仍然存在大量的農業就業人口，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還較低，未來大規模的城鎮化進程意味著人口紅利在短期內并不會變為人口赤字。同時，我國每年畢業700萬左右的大學生，呈現出高素質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此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更使“創新紅利”正代替過去傳統上只靠拼勞動力數量的紅利。
二是城鎮化及其所帶來的消費擴張和基礎設施改善的潛力和空間巨大。2013年中國名義城鎮化率只有53.7%，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約30個百分點。有研究指出，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帶動1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居住、生活、就學和就業，這不僅有利于解決城鄉差距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刺激消費增長，增強經濟的發展后勁，還將帶動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及服務的發展。
三是產業升級打造的“雙引擎”動力強勁后勁十足。一方面，《中國制造2025》著力用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以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進行深度融合，使更多的中低端產業逐步升級為中高端產業，使傳統產業這一引擎再次轟鳴起來；另一方面，通過發布《積極推進“互聯網+”的行動指導意見》，力圖把互聯網的創新成果與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組織變革，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和生產力。
四是地區間梯度轉移和升級為我國的區域發展和經濟增長提供了廣闊的回旋空間。落后地區相對發達地區具有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后發優勢，它們在追趕發達地區的過程中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目前，落后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勢頭已經顯現，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快于城鎮居民，這將推動全國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成為持續經濟增長的潛力之一。
五是市場規模潛力巨大。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發展和消費都不平衡，這為未來需求的漸次釋放提供了可能。同時，“總量大國、人均小國”的現實表明，中國距“經濟強國”還有很大距離。基礎設施、技術創新、新能源、養老、醫療以及進一步城鎮化中帶來的諸多需求，將為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六是蓬勃發展的對外投資為再造數個海外中國展現了全新的空間。中國對外投資起步較晚，對外投資存量僅相當于GDP的7%，遠低于美國的36%。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外投資仍大有潛力。“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將對未來的對外投資起到十分正面的作用。不僅有利于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而且也將重新構建一個友好的周邊環境，推動互利共贏局面的形成。”王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