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全球共同體：關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中國歷史評論》編者按】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Karl Dietrich Erdmann, Edited by Jurgen Kocka and Wolfgang J. Momms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gnes Bl?nsdorf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lan Nothnagle,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是有關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一部最權威的史學著作。作者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10-1990），曾任科隆大學教授，是德國著名歷史學家，1975-1980年當選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

　　該書原為德文，內容寫至1980年代，出版于1987年。杜塞爾多夫大學史學家蒙森又將其“補遺”至2000年，并與人合譯為英文。該書的中文版目前正在翻譯中，本刊這里節譯發表的是埃德曼本人的自序和尤根?柯卡（2002-2005年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

　　英文版的書名可以譯為《邁向歷史學家的全球共同體：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1898-2000》，根據尤根?柯卡英文版序言的解釋，該書正標題譯為《史學家的大同世界》，似乎更能準確體現埃德曼的原義。因為“埃德曼對國家、民族間的差異與沖突有深刻理解，但仍對歷史學促進不同民族、不同意識形態間相互理解的力量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起始，官方確認的說法是1900年，埃德曼個人所堅持的“1898年”，只能視為大會的“先導”。

　　一、于爾根·柯卡：英文版前言（節譯）

　　本書記敘了自1898年至2000年的20屆國際史學大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ICHS，法語：Comit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 CISH）的沿革。勾勒了史學家間的跨國聯系的全球性日漸凸顯的歷史，也展現了20世紀史學研究的跨國和全球性方法逐步形成的過程。

　　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它的主要職責是超越民族主義，彌合在一戰中相互廝殺的各民族史學家間的鴻溝。

　　自1950年至1990年，委員會及其所組織的史學大會為東方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史學家們提供了會晤、交換意見和討論爭議性話題的平臺。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工作則反映了當前的全球化趨勢。它鼓勵跨國歷史研究新方法的探索，并努力包容全世界更多來自非西方地區的史學家。在日益全球化和普世化的過程中，歷史學科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提出的問題及對問題的回應等方面都在不斷變化。

　　本書全面記載了從1898年（海牙）到2000年（奧斯陸）間于各地召開的國際史學大會的議題、大事和爭論。從這個角度說，它呈現了20世紀史學史的發展脈絡。

　　關于此領域中不斷變化的研究主題、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本書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資料；它也清楚地告訴世人，這一時代的核心問題與爭論究竟對史學家的工作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它揭示了歷史學科與政治的相互關系，也呈現了本學科的從業人員與學科組織者間精巧互動的新細節。他們都在嘗試跨越國家的界限，努力在世界范圍內搭建起溝通的橋梁，以超越由不同國家、意識形態和文化所造成的鴻溝；其中很多人力圖建立一個史學家的全球共同體。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成功了，但在很多方面，他們卻沒能如愿。

　　這本書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本書原以德語寫成，出版于1987年，英文版在原著的基礎上略有增刪。

　　原著作者是杰出的德國史學家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10—1990），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歐洲背景下的20世紀德國史。同時，他也對歐洲以外的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且在學者間的國際合作中十分活躍。

　　他在1970年至1990年間曾是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的成員，并于1975至1980年擔任主席。為了撰寫這部著作，他廣泛使用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檔案材料和其他史料，既有已刊材料，也有未刊材料。

　　他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Die ·kumene der Historiker（The Ecumene of Historians，《史學家的大同世界》）。書名的選擇顯示出他的匠心之所在。他深信，歷史學是一門具有普世含義的科學，因此他也十分熱衷于使這一學科更加“普世”（ecumenical） 。

　　埃德曼對國家、民族間的差異與沖突有著深刻的理解，并在書中有所記敘；盡管如此，他仍對歷史學促進不同民族、意識形態和文化間相互理解的力量持謹慎樂觀的態度。當他在20世紀80年代寫作這本書時，東西方對抗是形成當時國際關系的最重要的單一因素（single factor），并且也深深地影響了史學研究和歷史的書寫。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和本書的作者，他把搭建兩大陣營的溝通橋梁視作自己的使命。

　　此外，他也對本學科中的方法論的爭論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關注社會科學導向和敘事史導向之間的論戰——他喜歡把后者稱作“歷史主義”或“新歷史主義”（德文“historistisch”或“neohistoristisch”），并對其頗為贊同。

　　本書的精神正在于此。

　　作者的擔當和思想要旨，英譯本的讀者們必不會在書中錯過。他在研究他所處的這個年代時所秉承的精神，是去改變這個時代，如今時代已經改變：我們的關切與期待可能都與以往不一樣了。這恰恰證明了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的杰出專業素養——對于史學家們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所關注問題，本書已有重要的洞見和詮釋。

　　已故的杜塞爾多夫大學史學家、在倫敦德國史研究所長期擔任所長的沃爾夫岡·J·蒙森（Wolfgang J. Mommsen）為本書增補了“補遺”一章。在堅持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的“普世”精神的同時，蒙森把這部歷史續寫到了2000年召開于奧斯陸的第19屆國際史學大會（大會的官方屆次把1898年的第一屆大會視作一次先導性的會議，而非第一屆大會）。他把大會的歷史同21世紀初所提出并討論的問題聯系到了一起。

　　沃爾夫岡·J·蒙森生于1930年，他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有著國際聲譽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是有關馬克斯?韋伯方面的一位重要研究專家，與他人共同編訂了韋伯的全集。蒙森有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對歷史學科的跨國特性十分關注，在多個國際性場合上都是德國史學的代表。他多次與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緊密合作。我們在2004年夏天完成了本書的絕大部分編訂工作，但他不能參與我們最后階段的工作，也不能閱讀他所撰寫的補遺的修訂本并對它提出建議了。8月11日，他在波羅的海游泳時不幸溺亡。他的意外離世讓我們深感震驚，而世界上的整個史學家群體都應對他深表感激。

　　二、卡爾·迪特里希·埃德曼：德文版自序（節譯）

　　歷史學只能通過文字來處理它的研究對象。它要有條不紊地探究那些存于往昔但現已消逝的事物，也要關照那些將至而未至的事物；所以，不管它的研究對象本質如何，它都能通過歷史敘述把當下的現實和它所關注的問題結合起來。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都是為了問題和回答——換言之，都是為了對話所設計的。歷史對話不僅是自發的，而且要有不斷完善的規則和組織形式為歷史學家的討論創造有利的條件，例如在在研討班、研究院、大學，在19和20世紀史學研究飛速發展的進程中，在地方性、區域性、國家乃至國際性的歷史協會等諸多層面中展開的討論。

　　我們將要在這本書中詳細考察的，就是在過去60年中（編者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至1980年代已有80余年的歷史；但屬于“國際聯盟”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成立于1926年，至1980年代為60年）這些討論的組織者和發起者——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ICHS）和定期舉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本書是一部史學史。在反思其本身的成果與歷史時，歷史學采用了包括傳記、思想史和社會史、歷史哲學、認識論與方法、以及制度史在內的多種形式。后文的研究所關注的，是在國際層面上史學家制度化對話的發展與本質特征。之所以考察這兩者，是因為它們與以下三個方面相關：

　　（1）大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內外結構，即它們的組織史；

　　（2）決定了史學家國際對話的外部政治局勢和內在政治動向；

　　（3）反映在理論與方法論商榷中和大會主題中的歷史學科的自我認知。

　　在這些互動的因素中，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史學研究的自我認知。各屆史學大會絕非經驗研究、理論研究或方法論研究的作坊。它們的意義在于，與史學思想和歷史書寫相關的不同觀點在這里相互碰撞、交換意見，并能夠因此而反思它們的相互關系。所以，這樣的大會把對“超越國家和社會區別的史學對話是否可能”這一問題的探討化作了現實行動。國際史學大會為史學討論創造了機會，而其前提條件則是下面這個成為共識的原則：不管參與對話的史學家在語言和歷史文化上有無從屬關系、在理論思想上有何不同，以及他們的政治和社會觀念是否一致，所有的對話機會都應該為科學研究服務。

　　史學家們在上述諸方面的不一致越是凸顯，就越有必要努力形成一種基本的思想共識；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制度化討論就會失去意義。當這樣的努力成功實現以后，其成果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大同社會”（an ecumenic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它并非沒有任何思想沖突，但從理想上說，它卻是一個能夠在我們這個分裂的世界里實現思想自由、包容和理解的討論平臺。

　　本書所依據的最重要的史料是歷屆大會的論文集，包括經過刪節的參會文稿，通常也包括對大會討不同程度的報道。這些文本涉及范圍皆不一致，質量也參差不齊。由各屆大會秘書長編纂的《公報》是基本資料。

　　此外，許多未刊史料也很有價值。有很多材料都保存在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檔案館中，其中一部分保存在洛桑，另一部分保存在巴黎。更多材料來自洛克菲勒文獻中心、各國和各學會的檔案。一批私人文獻藏品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在涉及史學大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內部運作方面更是如此。各國期刊對大會的報道和評論也有一定價值，因為有關理論和方法論的論爭有時不能只依靠與大會有關的史料來研究，還需要參考同時期的其他相關文獻。

　　迄今為止，只有少數幾部簡要的研究關注過史學大會的歷史。哈爾夫丹?科特（Halvdan Koht）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曾記述過其草創之初的歷史。長期擔任委員會秘書長的米歇爾·弗朗索瓦（Michel Franois）在委員會創立五十周年時簡單勾勒了它的發展歷程。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行局成員和主席，我也多次在專題演講和論文中探討了史學大會和委員會的歷史。由于蘇聯對史學大會的貢獻多與其政治和意識形態相關，所以東德、蘇聯和意大利的學者在這方面也有幾項頗有價值的研究。

　　這本書會嘗試從理論和方法論的高度揭示史學大會的學術意義。

　　盡管作者盡力嘗試客觀地記敘史事，但因個人立場的影響，這本著作仍難避免主觀色彩。如果我們在看待一屆大會時認為它在其議程和會議進程中呈現了科學、政治與個人因素相互交織的復雜網絡，而非匯集在一起的個體，那么我們以一個整體的視角考察歷屆大會時則更應如此。只有專注于經過必要選擇的、作者有能力駕馭的一系列特定問題，這項研究的主題才會足夠鮮明。

　　作為一名德國的觀察者，我認為有一點特別之處需要引起關注，那就是德國人在大會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的作用。19世紀的德國經典史學對于歷史學科意義重大，因此，不論贊同還是批評，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討論中，它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我希望大家能夠對此理解。但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德國歷史上與之相伴而生的種種災難，我們與國際史學主流的聯系兩次被中止，又兩次重建。兩次重建都取得了成功，而這對今天的德國史學界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