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1940—1980年代

　　19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慘烈影響，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一度停止活動，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正式聯(lián)系中斷。但中國史學界仍然關(guān)注國際史學大會的動態(tài)。1940年3月，《史學季刊》第1卷第1期轉(zhuǎn)譯了《美國史學新志》雜志對蘇黎世第8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報道。1942年6月，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朱謙之在《現(xiàn)代史學》第5卷第1期卷首語中說：“一九三八年第八屆國際史學會會議，從所提出各種論文報告之中，已經(jīng)很明白地告訴我們：現(xiàn)代史學研究的趨勢，在努力使研究工作與現(xiàn)代問題及興趣發(fā)生密切之聯(lián)系，即在較遠古之時代研究上亦然。”

　　■1943年3月，全國性的中國史學會終于在重慶成立。早在1929年，北大歷史系主任朱希祖的《發(fā)起中國史學會的動機和希望》，就是受1928年奧斯陸第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具體刺激”而寫成的（桑兵《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1937年，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何炳松等再度議籌中國史學會，更是與國際史學會田波烈會長來訪和中國參加第8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有著直接的因果。因而1943年中國史學會在重慶成立，明顯可以看到前兩次議籌的影響，在大會選舉的21名理事中，有7人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有關(guān)聯(lián)，分別是：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朱希祖、胡適、陳訓慈；在選出的9位候補理事中，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關(guān)聯(lián)密切的有向達1人；在選出的9位常務(wù)理事中，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關(guān)聯(lián)密切的有3人：顧頡剛、傅斯年、陳訓慈。但由于此時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已停止活動，中國史學會自然無法與之延續(xù)蔡元培、王世杰、傅斯年、顧頡剛、胡適等人戰(zhàn)前已努力建立起來的正式聯(lián)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7月，新的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郭沫若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任副主席。與此同時，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也于1948年重建，分別于1950年在巴黎，1955年在羅馬舉行了第9屆、第10屆大會。

　　新中國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給予極大關(guān)注。1955年，《新華社新聞稿》第1905期、1927期、1930期和1931期分別對第10屆國際史學大會即將在羅馬召開的消息，以及大會的開幕式、閉幕式、專題討論、小組討論等過程進行了較大篇幅的報道，并重點介紹了以蘇聯(lián)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參會情況。在1950年代中蘇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國對史學大會的關(guān)注與聚焦，與民國時期已有明顯不同。

　　■1956-1957年，中國學者何兆武、薛煉柔、克凡等連續(xù)在《史學譯叢》上翻譯了蘇聯(lián)學者關(guān)于《歷史學家的國際組織》、《國外學者論加強國際科學聯(lián)系的前景》、《國外通史書目概況》、《第11屆國際歷史學家代表大會的科學報告》等文章，從不同方面介紹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其中，何兆武的《第11屆國際歷史學家代表大會的科學報告》對大會的學術(shù)報告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史學譯叢》1957年第6期）；《國外通史書目》則對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編寫的《國際歷史科學總目錄》進行了認真評論，批評其“收錄標準既不明確，又不能令人信服。”（《史學譯叢》1957年第3期）1956年蘇聯(lián)歷史學家弗.尼.尼基甫洛夫為中國的有關(guān)高校做了《最近幾年歷史學科的新成就》，其中重點介紹了1955年在羅馬召開的第10屆大會（《歷史研究》1956年7期）。

　　■1956年4月，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意大利、法國、瑞士等國。當年6月，中國駐法大使館舉行招待會，據(jù)代表團成員何家槐（時任教于中央黨校，后為暨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記載：“有一位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再三委托我把他的友誼轉(zhuǎn)達給中國歷史學家，希望中法兩國的歷史學家能夠加強聯(lián)系，經(jīng)常接觸，并且希望中國有人參加國際歷史枓學委員會，據(jù)說他自己就是這個委員會的顧問”。（何家槐《旅歐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法國是最早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近60年來，法國歷史學家始終是中國加入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最真誠的推動者。

　　■1957年，北京大學歷史系張芝聯(lián)在當年《歷史研究》第6期撰文介紹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向史學界介紹了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以及1900～1955年召開的第1屆至第10屆大會的情況，該文關(guān)注的重點雖然 仍在蘇東社會主義諸國，但卻明確指出了如下意義：“蘇聯(lián)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歷史學家參加了1955年9月在羅馬舉行的第1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東西方歷史學家的第一次公開會晤”。

　　■1961年第10期《國外社會科學文摘》發(fā)表丁義忠《第11屆國際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一文，介紹了 1960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11屆國際史學大會各小組討論的情況和論文主題。該文主要摘編于《美國歷史評論》1961年1月號，匈牙利《歷史科學》1960年3—4期，以及日本的《歷史科學》等，反映了中國史學界關(guān)注視角的拓展。

　　■1962年7月張書生等翻譯蘇聯(lián)史學家康恩《窮途末路的資產(chǎn)階級歷史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2年7月），對第10屆、11屆、12屆、13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資產(chǎn)階級的史學方法進行了抨擊，這也意味著中國史學界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認知發(fā)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這與中國這一時期日益封閉、日益緊張的政治環(huán)境正相吻合。此后，隨著中蘇關(guān)系的徹底破裂，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中國大陸史學界除了極個別的報道外（如陸國俊譯自《美國歷史評論》1963年10月號的《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執(zhí)行局舉行會議討論第12屆代表大會議程》），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關(guān)注，基本趨于消失。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陸象淦在《國外社會科學》第4期發(fā)表《國際史學家代表大會和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一文，較詳細地介紹了前14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情況，指出1970年莫斯科第13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規(guī)模最大，達4000人（聯(lián)合國公共行政全球網(wǎng)絡(luò)亞太中心總編輯王建華在《歷史學的奧林匹克》中認為準確的數(shù)字是3300人，見《國外社會科學前沿》第9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包括47個國家的代表。

　　■1979年3月，國際史學會主席、聯(lián)邦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埃德曼教授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中國歷史學家參加將于1980年8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15屆國際史學大會。他說，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和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中國史學會參加國際史學會一定會受到普遍的歡迎。（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同年，羅馬尼亞第15屆國際史學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普楚里也先后向陸續(xù)到訪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王惠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雜志主編黎澍發(fā)出了同樣的邀請。據(jù)黎澍轉(zhuǎn)達羅馬尼亞方面的意見是：“國際史學大會每100年才能在一個國家輪到一次，羅馬尼亞十分重視，齊奧塞斯庫總統(tǒng)將任大會名譽主席。中國歷史非常豐富，應(yīng)該在大會上得到反映，非常希望中國積極參加。”（張椿年《中外史學的交匯》，《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39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1979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初期，來自德國和羅馬尼亞方面的邀請受到極大重視。另外，由于中羅之間的特殊友誼，因而來自羅馬尼亞的邀請，受到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甚乃更高層領(lǐng)導人的重視。此后中國參加第15屆大會的相關(guān)工作也都是“根據(jù)胡喬木同志的指示”進行的。（張椿年《我與史學》，《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979年冬，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長胡喬木應(yīng)邀赴羅馬尼亞訪問，齊奧塞斯庫總統(tǒng)“在會見胡喬木時提出，1980年將要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第十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是第一次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舉行這樣的會議，希望中國給予支持，派歷史學家代表團出席。”此次訪問，為中國參加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張椿年《乘風破浪，走向國際——記中國史學會加入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和爭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經(jīng)過》，載《我在現(xiàn)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王玉璞《劉大年與中國史學會》，載《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19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1980年4月，中國史學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胡喬木出席會議并發(fā)表長篇講話。根據(jù)胡喬木的建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派遣以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和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劉思慕為正、副團長的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參加第十五屆國際史學大會的決定。參會的各項籌備工作由組建不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具體負責。

　　胡喬木是1977年5月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這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國家圖書館原館長任繼愈先生在回憶胡喬木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時說：“作為有深刻造詣的理論家卻要具備高度綜合、概括的本領(lǐng)，能貫通多種學科，溝通學科之間的關(guān)系的理論家實在不多，應(yīng)當說為數(shù)很少。喬木同志就是我國很少數(shù)的有通才卓識的一位。”

　　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期間，胡喬木為新時期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做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貢獻。

　　一是主持并參與了中共黨史領(lǐng)域和國史領(lǐng)域的撥亂反正工作，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李捷說:“胡喬木同志不僅是我們黨內(nèi)不可多得的理論大家、思想家，為我們黨的思想理論建設(shè)立下了汗馬功勞，還是學問大家，為黨的文獻事業(yè)、黨史研究工作、國史研究工作的開創(chuàng)者和領(lǐng)導者，他高度重視創(chuàng)建國史館的工作，并對黨的文獻編輯與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國史研究提出了許多富有真知灼見的思想觀點。”國史研究所所長朱佳木稱“胡喬木是國史編研事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國史學界舉辦紀念胡喬木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光明日報》2012年6月13日）

　　二是恢復(fù)了中斷10余年的中國史學會。1980年4月8日至12日，中國史學會第二屆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胡喬木在開幕式上就歷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發(fā)表了長篇重要講話。他在講話的最后說：“我在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幾次會議上曾經(jīng)提出過一個口號,就是我們的社會科學院應(yīng)當成為黨和政府的忠實的得力的助手。所謂做助手,不是意味著做應(yīng)聲蟲。如果要做應(yīng)聲蟲,那就不需要科學,不需要社會科學院這樣的機構(gòu),也不需要社會科學家的存在了。……歷史學家是歷史的研究者,同時也應(yīng)當是歷史的促進者。我想,我們應(yīng)當這樣來看待科學和政治的關(guān)系。這樣做,我們既不會對不起我們所從事的歷史研究工作,也不會對不起我們所獻身的社會主義政治。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們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光榮使命。”（《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三是推動中國史學會加入國際史學會，并直接部署安排中國參加布加勒斯特的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相關(guān)事宜。改革開放之初，胡喬木同志就提出，中國歷史悠久，歷史學科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有著明顯的優(yōu)勢，因而應(yīng)該在對外開放方面發(fā)揮先導和示范作用。他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布加勒斯特大會之前，他親訪羅馬尼亞，回國后即安排部署中國參會的工作。

　　在以上三項中，中國史學會的恢復(fù)和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又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兩件大事。因為1979年訪問羅馬尼亞回國后，胡喬木就匯報中央和國務(wù)院，確定了中國史學家參會的方針。“喬木同志的意見，以中國史學會的名義組團出席為好，但中國史學會已經(jīng)停止活動多年，應(yīng)盡快重建。喬木同志委托梅益同志、大年同志負責重建中國史學會的工作。”（王玉璞《劉大年與中國史學會》，載《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619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 1980年5月，國際史學會主席埃德曼偕夫人來華訪問，夏鼐、劉思慕、張椿年等代表中國史學會與他進行了多次會談。埃德曼教授對中國史學會將派代表團出席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給予髙度的贊揚，他說，如果中國不是國際史學會的成員，國際史學會就失去了“國際”的意義。（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1980年8月10日至17日，以夏鼐為團長、劉思慕為副團長、張椿年為秘書長的中國代表團作為觀察員出席了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代表團成員共13人，其中來自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的7人、大學3人、軍事科學院3人。

　　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名單:

　　團 長:夏鼐

　　副團長:劉思慕

　　秘書長：張椿年

　　團 員:瞿同祖、孫毓棠、吳于厪、林志純、張芝聯(lián)、丁偉志、李際均、傅吉慶、吳春秋、陸象淦

　　譯 員:李家驊

　　第15屆大會的參會國家達67個，參會代表為2600人。在大會的開幕式上，羅馬尼亞總統(tǒng)齊奧塞斯庫向大會致了賀詞。在大會開幕式上，當大會主席宣布中國代表到會時，“全場與會者起立鼓掌，整個會場響起了‘中國！中國！’的歡呼聲，情景十分感人！”（《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528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8篇論文。其中在有關(guān)會上宣讀的有:夏鼐的《中世紀中國和拜占廷的關(guān)系》、劉思慕的《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宣傳工作》、張芝聯(lián)的《改良還是革命:晚清中國思想界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yīng)》等3篇論文。

　　■1982年9月15日至20日，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在巴黎舉行執(zhí)行局會議，40個國家的史學會代表和25個分支機構(gòu)的代表出席，會議正式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尼日利亞、肯尼亞等國家的史學家組織為國際史學會新成員。（埃德曼：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 2005）

　　■1984年7月6日至13日，應(yīng)中國史學會的邀請，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秘書長阿維勒夫人訪問了北京。國務(wù)院總理趙紫陽7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阿維勒夫人。趙紫陽強調(diào)“學者之間的交流很重要，能增進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歷史學家胡繩、夏鼐、劉大年和法國駐中國大使馬樂參加了會見。《人民日報》配發(fā)大幅圖片報道了這次會見（《趙紫陽會見巴黎大學校長阿爾韋納夫人》，《人民日報》1984年7月7日）。隨后，以中國史學會執(zhí)行主席劉大年為首的中國歷史學家同阿維勒夫人進行了工作會談。會談的重要議題就是中國正式參加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參加會談的中方史學家有劉大年、季羨林、戴逸、林甘泉、李侃、余繩武、齊世榮、龐樸、張廣達、張椿年等”，“中國史學家認為，國際史學會秘書長訪華圓滿成功，將大大促進中國史學會和歷史學家同國際史學會的聯(lián)系，十分有助于中國代表團在十六屆大會上順利地進行工作。”（《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秘書長阿維勒夫人訪華紀要》，《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534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作為出席第16屆大會的主體籌備工作，代表團對提交16屆大會的論文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嚴肅認真的討論”，涉及到的論文有《論歷史研究的對象》（劉大年）、《商人與佛教》（季羨林）、《論秦漢封建國家的農(nóng)業(yè)政策》（林甘泉）、《中國歷史上的猶太教和猶太人》（高望之）、《古代歐亞的內(nèi)陸交通》（張廣達）、《作為軍事防御線和文化會聚線的中國古代長城》（金應(yīng)熙）、《論中國抗日戰(zhàn)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地位和作用》（齊世榮）、《關(guān)于中國抗日游擊戰(zhàn)爭》（華慶昭）等。季羨林是老一輩史學大家，其余史學家如劉大年、林甘泉、齊世榮等，當時多為中壯年學者，不但學術(shù)功底厚實，而且政治責任心和分寸感極強。如林甘泉提交的論文為《論秦漢封建國家的農(nóng)業(yè)政策》，其副標題是“關(guān)于政治權(quán)力與經(jīng)濟發(fā)展關(guān)系的考察 ”，在文章開頭一段即強調(diào)：“政治權(quán)力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關(guān)系是歷史學中一個經(jīng)常引人深思的課題。唯物史觀的重大貢獻就在于，它在承認經(jīng)濟、政治、思想諸因素交互作用的同時，指出政治和思想的發(fā)展都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基礎(chǔ)。”（《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中華書局，1985年7月，208頁）這本論文集的序言是由劉大年執(zhí)筆完成的，是學界公認的政治與學術(shù)完美結(jié)合的典范之作。

　　以下為論文集“序言”中的一些片段，其思想的深度與表述的智慧具有穿越時空的獨特魅力：

　　1985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四十周年。因此，“反對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是這次大會最重要的一個課題。歷史學者們對于這個課題給予高度的重視，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

　　……

　　現(xiàn)在人們通常把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蘭，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的日子。從歐洲來看，那里從此爆發(fā)了全面戰(zhàn)爭。這合乎事實。但是那也不足以準確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的日子，因為它不但排除了在那以前中國、埃塞俄比亞和西班牙人民的巨大斗爭，也沒有把蘇聯(lián)、美國這兩個大國包括進去。誰都知道，蘇聯(lián)、美國參戰(zhàn)，都是在那以后幾年的事。中國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起，展開了連續(xù)八年的全民族的抗日戰(zhàn)爭。驚天動地，偉業(yè)空前。沒有中國的抗戰(zhàn)，就沒有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在亞洲、東方的勝利。戰(zhàn)爭期間，反法西斯陣營有過“先歐后亞”論或“先亞后歐”論的討論。不論哪一種主張，都沒有認為亞洲、中國的斗爭可以忽視。所以，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不充分估計到中國的地位，是不可取的。

　　……

　　抗日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長期反侵略、反壓迫斗爭的力量和意志的總匯。它的勝利是全民族愛國力量共同斗爭、共同努力取得的。這些愛國力量包括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一切關(guān)懷祖國命運的炎黃子孫。研究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就是研究他們共同斗爭的歷史。他們有共同的過去，也應(yīng)當有共同的未來。抗日戰(zhàn)爭不止在中國歷史上有極大的重要性，在日本歷史上也有極大的重要性，就象以前日本報紙上說過的：“歷史是偉大的教師。”中日兩個國家、兩國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應(yīng)該從中日戰(zhàn)爭的歷史學到非常重要的東西，世世代代在睦鄰友好的道路上走下去。這是中日兩個國家、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劉大年為團長、季羨林和莫陽為顧問、張椿年為秘書長的中國代表團一行20人出席了聯(lián)邦德國斯圖加特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劉明翰教授以山東省史學會和山東大學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大會。

　　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名單：

　　團 長:劉大年

　　顧 問:季羨林、莫陽

　　秘書長：張椿年

　　團 員:李侃、林甘泉、余繩武、丁偉志、金應(yīng)熙、齊世榮、劉明翰、蔡祖銘、鮑世修、張

　　廣達、高望之、陳之驊、華慶昭、潘人杰、黃其煦

　　譯 員:曹大鵬(副秘書長)

　　第16屆大會的參會的國家53個，參會代表3000余人（據(jù)《南德意志報》1985年9月4日報道。中國代表團關(guān)于此次會議的總結(jié)報告則謂61個國家2200人）。聯(lián)邦德國總統(tǒng)魏茨澤克出席開幕式并致辭，突出強調(diào)了“德國統(tǒng)一”和“全德意志精神”（齊赫文斯基《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歷史問題》1986年第1期，參見陳之驊《蘇聯(lián)學者談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世界史研究動態(tài)》1986年第8期）

　　中國向大會贈送了《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論文集》，季羨林等人在大會上宣讀了論文摘要。

　　季羨林的《商人與佛教》，通過論證古代印度商人與佛教的關(guān)系，闡明了佛教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背景。齊世榮的《論中國抗日戰(zhàn)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論述了中國抗戰(zhàn)對二戰(zhàn)勝利的重大貢獻。華慶昭的《關(guān)于中國抗日游擊戰(zhàn)爭》考察了中國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地位及根據(jù)地的建設(shè)和作用。高望之的論文《中國歷史上的猶太教和猶太人》由課題主持人介紹了要點。余繩武、金應(yīng)熙、張廣達、陳之驊分別在有關(guān)的課題討論中闡述了自己論文的要點或作了專題發(fā)言。

　　■出席第16屆大會的中國學者，除大陸史學家組成的中國史學會代表團是以“國家會員”的身份參會外，中國臺灣也有兩名學者是以個人身份參會的。在會議名單上，兩名臺灣學者曾冠以“中華民國”的字樣，經(jīng)劉大年、張椿年等交涉后，大會依據(jù)“一個中國的原則”，對此做了妥善處理。

　　出席第16屆大會的中國大陸史學家代表團合影。

　　■在16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劉大年都應(yīng)邀代表中國史學家致辭，這是以往少見的“破格”安排，顯示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對中國的重視。劉大年在閉幕式的致辭中說：

　　“中國歷史學者作為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出席大會，這還是第一次，對于今后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工作，我們將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如各位所知，中國歷史學以傳統(tǒng)悠久著稱，近半個世紀以來更有嶄新的發(fā)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歷史本身一樣，在不斷前進，我們深知必須廣泛尋求知識，來推進自己的工作。我們國家奉行獨立自主、對外開放的政策，我國歷史學研究者永遠珍視與各國同行們的友好情誼，并且尋求不斷增進這種友好情誼。本屆大會的舉行，正值世界人民慶祝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四十周年，為爭取世界和平而斗爭之際，會上宣讀了不少關(guān)于這個主題的極有價值的論文。世界需要和平，中國需要和平。把我們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活動的目的與希望用一句簡短的話來表達，那就是:知識、友誼與和平。”

　　這一致辭，坦誠而又深刻地表達中國史學家的價值理念，展示了中國馬克主義史學家的國際形象，受到各國史學家的歡迎與好評，“獲得了全場最熱烈的掌聲”。（張椿年《中外史學的交匯——記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歷程》）

　　■依據(jù)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慣例，第15屆、16屆大會召開的同時，國際軍事史大會也同時在羅馬尼亞和德國舉行。1980年李際均、傅吉慶、吳春秋等軍事科學院的軍史專家做為中國史學家代表團成員出席了第15屆大會；1985年，莫陽、潘人杰、黃其煦三位軍史專家做為中國史學家代表團成員出席了第16屆大會。他們先期到達德國，出席第10屆國際軍事史學術(shù)討論會，在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始后，即與代表團一起活動。“他們接觸了大批外國軍史學家，進行了廣泛的交往和學術(shù)交流。”（《參加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中國學者代表團工作總結(jié)》，《中國史學會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

　　■第15、16屆大會“標志著中國史學界結(jié)束了與國際史學界彼此隔絕的狀態(tài)”（于沛《中國史學理論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8年第2期），對國際政治的整體格局也產(chǎn)生了影響。

　　如果說1970年代的“乒乓外交”帶動了中美關(guān)系的解凍，那么1980年代中國史學家參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則導致了中蘇緊張關(guān)系的緩解。15屆大會時，中蘇代表互不交流，形同陌路，但雙方卻承諾并做到了在會議上“互不攻擊”；16屆大會的前一年（1984年），中國方面有意識地翻譯了《齊赫文斯基答<近代史與現(xiàn)代史>雜志問》，這是齊赫文斯基為參加第16屆大會而接受的一篇專訪，詳細闡釋了“蘇聯(lián)參加這一國際盛會的意義”和蘇聯(lián)史學家代表團在這一盛會上“要達到的偉大目標。”這篇文章盡管有一些大國沙文主義的“蘇聯(lián)特色”，但中國方面仍然公開譯載了這篇文章。中國的譯載，與16屆大會上劉大年致辭中的“世界需要和平、中國需要和平”、“知識、友誼、和平”等等所傳達的理念是一致的，也深深打動了蘇聯(lián)歷史學家。中國歷史學家的開放、自信，很好地表達了中國的開放政策，“各國學者多半贊揚中國開放政策好，他們利用會議間隙，同我們頻繁接觸，并詢問我國的有關(guān)情況。”（劉明翰《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聯(lián)邦德國召開》，《文史哲》1986年第1期；李君錦譯：《齊赫文斯基答<近代史與現(xiàn)代史>雜志問》，《國外社會科學》1984年第9期）

　　■ 第15、16屆大會對中國國內(nèi)的史學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外史學家研究的領(lǐng)域比較廣，跨學科的課題在大會上大量出現(xiàn)，而且往往是與現(xiàn)實相關(guān)的。例如第一重大課題‘印度洋’，便是綜合性的。方法論第二課題‘電影與歷史’，是邊緣性的。至于斷代、圓桌會議和各委員會組織的課題，跨學科的便更多了，如‘凱恩斯以來’、‘革命與法律’等。有些課題與科學技術(shù)密切結(jié)合，如‘十八世紀以來的技術(shù)革新，變革的因素’、‘生態(tài)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史學刊物與新技術(shù)’等。特別是近現(xiàn)代課題‘一百年來道路交通的汽車化及其影響’，受到了各國學者的重視。這一課題除主報告外，還由歐、亞、非、美四洲的學者提出了十五篇論文，探討汽車發(fā)明一百年來對各國社會、經(jīng)濟、生活方式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巨大影響，這既是一個綜合學科，又是一個與現(xiàn)實密切結(jié)合的課題。第二重大課題‘異邦人的形象’是另一個這樣類型的課題，它探討從到今各國社會對外來移民、少數(shù)民族及與本社會格格不入甚至不同政見者的看法。這一課題涉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多種學科，而且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還有一類課題是與現(xiàn)實國際政治密切相關(guān)的，如‘歷史學家與保衛(wèi)和平問題’、‘核時代中的婦女與和平運動’等等。國外歷史科學研究的領(lǐng)域所以比較寬闊，研究課題所以比較有生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歷史學家注意把歷史上的問題同社會生活中提出的新問題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張椿年、陳之驊、華慶昭《開拓新領(lǐng)域，研究新問題——出席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有感》，《世界歷史》1986年第1期）

　　“分析一下這次大會（指16屆大會）的討論課題，可以說，它和1980年的第15屆大會一樣，令人突出的感受到，當前史學界的主要趨勢是：高度重視方法論，因受學科相互滲透而擴大題材，在研究選題中日益重視密切聯(lián)系現(xiàn)實生活的課題。”（張廣達《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

　　“了解國外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十分重要。這次大會突出討論的馬克斯?韋伯方法論，我國學者知之甚少。大會有的重要課題如‘山脈、河流、沙漠、森林是障礙物還是會聚線’，明顯地受到年鑒學派的影響，對于這類影響較大的學派，我們的研究很不夠。為加強對外國史學理論、方法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工作，可考慮選派學有根底、外語過關(guān)的優(yōu)秀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專門出國在這方面進修。”（《金應(yīng)熙談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廣東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出席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總結(jié)報告》，載《中國史學會五十年》第500頁，海燕出版社，2004年）

　　此后中國史學界開展的有關(guān)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有關(guān)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有關(guān)年鑒學派和環(huán)境史的研究，以及優(yōu)秀中青年史學家的出國訪學等，基本上是由這兩次大會開啟端緒的。（于沛《中國史學理論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8年第2期；陳啟能、姜芃《格奧爾格?伊格爾斯與中國》，《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第15屆、16屆大會之后，中國作為具有人類悠久文明的“史學大國”，是否也應(yīng)該爭取舉辦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問題，逐漸提到了議事日程。自1900年大會創(chuàng)始以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從未在亞洲國家舉行過，因而如能在中國舉辦大會，不但成為“中國史學界共同的期待”，也成為國際史學界乃至世界各國共同矚目的大事。

　　山東大學劉明翰教授參加了第16屆大會后即刊文“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在中國開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文史哲》1986年第1期）。此后，申辦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漸成史學界共識，直至2010年，“我國成功地爭取到2015年在中國山東濟南（山東大學）舉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榮譽和機遇，這充分表明國際歷史學界對中國的重視和信任。”（王建朗《2015：中國史學界的期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2月28日；張偉偉《遲來的歷史研究全球化》，《社會科學報》，2010年11月25日）

　　這一“榮譽和機遇”顯然也同樣是由1980年代開啟端緒的，正如著名西方史學史專家張廣智所說：“我國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的浪潮，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國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愿望，更是顯得十分迫切。早在1980年，中國就以觀察員的身份派代表參加了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1982年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正式接納中國為該會的會員國，中斷了44年的文脈終于又連接了。自1985年開始，在斯圖加特、馬德里、蒙特利爾、奧斯陸、悉尼、阿姆斯特丹，總之，無論在歐洲還是北美，抑或澳洲，每5年一屆的‘歷史學的奧林匹克’會上，都可以見到中國歷史學家活躍的身影。更令人期待的是，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落戶在我國山東濟南。”（張廣智《1938年：中西史學交流史的一頁——胡適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學術(shù)研究》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