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雨: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本

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 白春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需解決知識與信仰、主體與對象、體與用、理與事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生存論的展開為知識分子飄落的靈魂找到精神家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反思與批判意識，為知識分子確立了安身立命之本并為其發展提供無限的動力。這種動力表現為“體”與“用”兩個方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通過異化勞動理論而完成的對國民經濟學體系的批判中提出共產主義理想與信念，這一理想與信念為馬克思主義的“體”所在，它為知識分子理想狀態；馬克思主義的“用”的方面表現為馬克思對“現實的個人”的闡發，“現實的個人是活動及其物質生活條件，其本質是生產，其交往形式形成了人的社會性”[5]79。

　　在馬克思主義的出場中需要明確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與現代化的建設是中國當下歷史性的實踐，現代化的社會實踐內容明確了我們的時代特征。而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科學技術和法制建設為社會內容的現代化進程，是以遵循市場經濟、技術理性、法的形而上學、民主政治等普遍性原則為前提條件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6]19。因此，對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主體——知識分子的考察需要落實在馬克思的“現實的個人”上。知識分子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主體，追求和完善現代化是歷史賦予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那么如何完成這一責任呢？首先需要知識分子先行澄明自身主體的歷史性，領悟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根本歷史特征和必然走向，從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全部行為方式自覺的建立在這一歷史特征的基礎上。

　　如果把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形態理解為一種歧出，那么，如何不把這種命運演繹為中國知識分子生命的未來，還需要我們對歷史的發展有一個判斷。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向度，是在科學、工業與人的生活的三個維度中建構起來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對“科學——工業——生活”的表述值得借鑒。“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7]307資本形成的現實的歷史關系，即工業發展的歷史階段，是任何一個民族現代化崛起中不可逃避的歷史內容，同時它決定了科學、工業、生活的歷史同一，它不僅是我們集體作為一個社會的生存方式，也是我們作為個體生存于其中的東西，它既是個人之間的一套歷史特定的社會關系，它也以某種限定的形式影響著社會秩序的再造。

　　現在我們需要探討一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的彰顯。我們對中國知識分子考察有些激進和冒險，因為中國還處在現代化的求索之中。可以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和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生命形態都不符合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形態，我們基于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事實，一方面對儒家學說創造性的歷史轉換有助于中國學人社會生活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針對國內學人對西方思潮的無批判的追逐，防止把現代西方主體置入中國現代化主體以混淆視聽。因此對當代中國現代化歷史境遇中知識分子主體地位的界定具有重要意義，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的彰顯表現為以獨立人格為基礎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自尊的觀念以及尊重規律、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獨立人格恰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而獨立人格獲取的手段就是教育，教育一方面作為人的內在性的東西，它促進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另一方面教育作為外在性手段，又造成知識的工具化。而這里我所強調的知識的工具化是想說明它作為一種社會中介所促成的以對規則的尊重而形成的普遍交往，因為從事這種交往活動的主體——知識分子對這種客觀交往關系具有自覺意識。因此，在中國現代化追尋的歷史時期，我們應重視教育的內在性與外在性的統一與結合，強調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的和諧性與統一性。

　　通過與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出：張揚主體性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的普遍在場，知識分子的奮發圖強，情系中國現代化的生命沖動為中國歷史加注無限的動力，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與現代西方知識分子的不同的生命形態。牟宗三先生的一段話很好地表現了這種生命品質，“ 學術生命之暢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順適；文化生命之順適，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難之化解。”[8]3對學術事業的執著，對文化生命的感通，對民族精神的挺舉就成為澄明知識分子生命形態的綠色通道。通過破除主體與對象、體與用、事和理的內在分裂，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完善著自己的生命形態。

　　（作者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