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瑣憶

　　原標題[江城瑣憶]

　　吳官正

　　1968年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武漢市葛店化工廠工作，到1986年調任江西省長，在武漢前后18年半，從一個普通的技術員成長為黨的高級干部，親歷了上世紀80年代風起云涌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過去了，經歷的許多事情逐漸淡忘，回想起來，腦中浮現的只是一些星星點點的記憶。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廠報到。工廠在武漢遠郊，長江南岸，靠近鄂州，離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廠生產燒堿、農藥、電石、氯化苯、鹽酸等產品，有幾千人。我被分到維修車間儀表組，這個組一共才十幾個人。廠里儀表很落后，沒有自動控制系統。當時還在搞“文化大革命”，廠里亂哄哄的。我不參加“文革”活動，一心搞調查、看書。心想，生產總要恢復，儀表和自動化裝置必不可少，今后還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術的革委會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撥些錢給我們搞生產過程的測量和控制。他說：“你搞出點兒名堂給我看看，再考慮給錢的事。”我在鍋爐車間，看到操作工24小時眼睛盯著水位計，手不停地動給水閥，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統，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確保鍋爐的安全。這樣，我就開始自學DDZ-1型自動化裝置，并設計測量及控制系統，但有一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一天中午睡覺時，在夢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車間，把一條線添上，這個三沖量復雜的控制系統，就從理論上打通了。水位、給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關系，通過計算和調試也解決了。經過幾個月的設計、安裝、調試，終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廠領導的好評。在開始投入運行的過程中，我和蔣伯雄同學經常跟班。以后幾年，在生產過程測量和控制方面，我與同志們一起解決了十多個技術上的難題，得到了當時化工部的肯定，還在廠里開了現場會。在葛化，我由技術員干到車間主任、廠黨委委員，后來又擔任了分管技術的廠革委會副主任，共在這里工作了八年。其間，許多人從不同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有些人成為我終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協副主席時，我的月工資是72元，愛人的工資是38元，一家七口靠這點工資過日子，還要接濟一些老家的親戚，手頭拮據得很。酷熱的夏天我們也從沒買過一個西瓜吃。市科委行政處有個小張，看到我兒子穿著舊衣服，背著破書包上學，而我長年穿著那幾件褪了色的布衣，腳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嘆：“真沒想到吳主任這么窮！”有年夏天，他給機關買西瓜，車過家門口，抱了兩個給我的孩子們吃。看著孩子們高興，我很感動，孩子們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愛人用它做菜吃。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全家總忘不了他這個情。

　　1983年3月，我當了市長，家里還是很窮。愛人當時在學校教書，總是等下班回家時，到菜場去買便宜的菜。下午五點后去菜場，一角錢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繩子掛在陽臺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門從不上鎖，因為實在沒有什么可偷的東西，懶得防盜。

　　用現在年輕人時髦的話說，我們那時是貨真價實的“月光族”。夫妻倆的工資幾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買一次肉吃。當時許多東西計劃供應，發了不少票證，我家的票因缺錢總是用不完。愛人到店里去買制革廠從豬皮上刮下來的油炒菜。為了節約，兒子讀書的燈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視，想到這事我至今仍感內疚。

　　當時，孩子們很想看電視，又沒錢買，于是湊錢買零部件，自己動手裝了一臺黑白電視機。雖質量不好，圖像聲音不穩，但總算有了一件“像樣”的家電。這臺電視機至今還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發笑。

　　當市長后，我每天早晨騎自行車上班，在路邊早點攤上買三兩熱干面吃，一年到頭，幾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熱干面”、“三兩”。我知道后笑一笑說：“熱干面好，便宜，大眾化，這個綽號不錯。”

　　有一天，我騎車到路邊吃熱干面時，右手中指被排隊的一位男子碰傷了。手指一天天痛起來，實在難忍，只好到醫院去看醫生。一個年近五十歲的女醫生看了后說：“要打麻藥，把指甲拔了。”我說：“好。”她打了麻藥，不到三分鐘，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聲色俱厲地說：“不是打了麻藥嗎？怎么會痛？”還用眼睛狠狠地瞪著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紗布簡單地包扎了一下。過了些時間，手指才開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藥剛開始發揮作用。女醫生催著我：“走吧，我們忙。”那時，真是哭笑不得。

　　還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術，我早上五點多騎自行車去了醫院。門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讓我進去。我央求說：“麻煩您讓我進去看一眼，五分鐘就出來，吃過早飯還要開會。”她對我這個又黑又瘦、說話又難懂的“外鄉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懇求，也不起作用。這時周圍有人認識我，說：“讓他進去吧，他是市長。”她頭也不抬地說：“莫騙人，市長是這個樣子？”那幾個人堅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進去。出來后，她說：“市長，我確實不認識您，態度不好，請不要告訴我的領導。”我禮貌地對她說：“謝謝，打擾了。”離開醫院，我邊走邊想，她們態度不好，我當市長的也有責任。

　　記得剛當市長不久，一大早我騎自行車查看完民眾樂園場館，返回政府機關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沒帶雨具，便躲進街旁的一家藥店避雨。沒想到，店里的售貨員見我其貌不揚，黑不溜秋，一副鄉下人打扮，硬是把我從店里趕了出來。我沒有分辯，走在雨中，一陣心痛：沒有善良和寬容，武漢能成為一個開放型、國際型的大都市嗎？后來，還有好幾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過類似的“禮遇”。那段時間，外地來客對武漢的服務態度也頗有微詞，我感到壓力很大。作為一個改革開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對世人！武漢市的服務工作沒抓好，我這個當市長的挨罵也活該。這也讓我下決心整治窗口行業的服務態度。我把自己在武漢港十五碼頭的“遭遇”，通過媒體曝光，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由此展開了一場全市人民參與的大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各行各業服務態度的整改和服務質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漢市的形象。

　　這年7月，我牙根發炎，不停流膿流血，到醫院治療，不見好轉，心里很著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醫務室，向值班的同志說明了病情，一個30歲出頭的女護士熱情地說：“可能是缺核黃素，你多服幾粒試試。”我想，這個藥多吃也不會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連吃了幾次，果然不到兩天就好了。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記得有一次騎自行車上班時，邊騎車邊考慮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個四腳朝天，一條腿鮮血直流，到辦公室時衣服與傷口黏在一起，疼痛難忍，但我仍然像沒事一樣去主持會議。

　　武漢是一個老工業城市，如何增強企業活力，對武漢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搞好企業，關鍵是要有一大批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并且讓他們有責有權，真正發揮作用。當時，我們通過改革選賢任能，不少多年經營不善的企業很快改變了面貌。1985年武漢市聘請格里希當武漢柴油機廠的廠長，媒體一度炒得很熱，中央很重視，萬里、姚依林、張勁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說這個敢為人先的試驗很好。后來我又發現一個現象，武漢有的企業，因領導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業無所適從，經營一塌糊涂。而有的企業沒領導去，卻發展得很好。比如，一個生產水泥管的廠子，一年得了兩塊銀牌。我知道后說：“領導到企業去，講的話或作的指示，企業領導聽一聽，不要太當真，作主的是你們自己。”

　　上世紀80年代初，武漢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萬，居民吃菜問題是歷任市長的心病。“淡則斷，旺則爛”，農民不高興，市民不滿意。我當了市長，這同樣是一個擺在面前的難題。記得1983年3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同志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我應邀參加，他說：“要改革，不然武漢是活魚變死魚，死魚變臭魚。”我說：“不會的。”他說：“你很年輕，要真干！”中午還請我們吃了飯。我記住了萬里同志的話，下決心靠改革解決這些問題。從此武漢大刀闊斧地開展了蔬菜管理體制改革。當時武漢有150萬個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萬斤。武漢人還有個習慣，非得吃葉菜才算是蔬菜。而統購包銷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制約了廣大菜農的生產積極性，有的鄉、村甚至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讓農民在自留地種菜，甚至派民兵站崗嚴防農民私販蔬菜，由此還引發過流血沖突。計劃經濟的舊體制造成了供應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潰”，武漢的蔬菜供應就會出現很大的缺口。菜價猛漲，群眾怨聲載道，有的人還打“市長專線”罵娘。我們痛下決心改革體制，放開市場，放開限價，讓農民進城，激發菜農的積極性，允許并鼓勵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時允許外地的蔬菜進漢，加上“春秋兩淡”我們積極組織外菜補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資金平抑菜價，終于放活了市場，富裕了菜農，保障了供給。市民高興地說，過去吃的是“無縫鋼管”樣的竹葉菜，“馬鞭子”似的莧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丟四還不止，現在吃八丟二還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鍋，很實惠。

　　1984年，萬里同志到武漢來，我陪他到農貿市場視察。他看到活蹦亂跳的大魚，十分高興，說：“小吳，你不是滑頭。”中午陪他吃飯，他還說了許多。1986年9月，我調任江西省長時，萬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亞訪問。回國后，他到浙江視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鎮視察，我有事來不及趕到杭州，在上饒才上車。他同我談了約3個小時，說：“中央要你到江西當省長，你還是要同在武漢一樣，大膽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江西比較保守，領導之間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廣東、浙江學習，把經濟搞上去。”

　　寫到這里，又想起1984年武漢“嚴打”，公安部門抓了1500多個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難過。在會議室我講了一個意見：能否請他們的家長和單位領導來做工作，對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領回去記錄在案，一個月去派出所報一次到。最后批準拘留審查的，只有問題比較嚴重的57個人。這種做法得到了群眾的理解和支持，社會反響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漢葛店化工廠工作時就認識夏菊花，她是著名的雜技演員，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不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業心強，為我國雜技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離開武漢后，她要我幫過兩次忙。2001年全國人代會期間，她找到我，說要在北京搞一個國際雜技大賽，需要600萬元，她給朱镕基總理寫了封信，要我幫她轉交。我對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王忠禹同志說：“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氣很大，臉皮很薄，建議總理支持一下。”朱總理很快批了。她激動得多次對我說：“真沒有想到，總理效率這么高，這么重視雜技事業，朱總理真是人民的好總理，麻煩你向總理轉達我們雜技界深深的謝意。”后來，我聽說這個大賽辦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說希望在北京建一個國家馬戲院，她給溫家寶總理寫了封信，又要我幫忙轉交。我只好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夏菊花已七十多歲了，當了27年中國雜協主席，很想建一座國家馬戲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議批得緩和一些，否則她會哭鼻子。”并請秘書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溫總理批了，把她樂得不知說什么好，一再說“溫總理這么重視雜技事業，我們非常激動，麻煩你一定向總理轉告雜技界同志們的衷心感謝”。

　　在武漢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會的起步階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點兒事，得到過幫助，得到過認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經歷過艱難。我十分感謝武漢人民給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