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與周恩來的故事

　　被譽為30年代我國新聞戰線上一顆紅星的范長江，1937年2月，在楊虎城將軍的公館里，采訪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周恩來。
　　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全國震驚！《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論，聲討張、楊“罪行”。作為《大公報》戰地記者的范長江，當時正在綏遠前線的百靈廟采訪，對事變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蔣介石又被釋放，返回南京。為了弄清事變真相，長江寫道：“本人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

　　當時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長江利用各種私人關系，冒險飛蘭州。

　　他說服了甘肅省主席兼51軍軍長的于學忠，特撥給軍用卡車一輛，還選派了數名全副武裝衛士隨車護送。此間，長江數次被綁架，險些喪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終于在亂軍叢中，頂風冒雪，抵達西安。2月4日，在《大公報》西安分銷處同仁的協助下，通過陜西省主席鄧寶珊的介紹，范長江向著楊虎城將軍的公館走去。

　　周恩來同志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來自綏遠前線、冒著生命危險闖進西安，當時年僅27歲的《大公報》戰地記者—范長江。

　　他緊緊握住這談風銳利、有著濃厚傳奇色彩的年輕人熾熱的手，和藹地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紅軍干部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來同志十分贊賞地接著說：“你和我們紅軍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對周恩來的印象，范長江通訊中有如下記載；“四日午后經朋友介紹，我們在楊虎城公館看到了周恩來先生，他有一雙精神樸質的眼睛，黑而粗的須發，現在雖然已經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發根，還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著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推斷，很有點像江西人。”

　　兩天后，長江在博古和羅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達延安，作了閃電式的采訪。

　　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是，“許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誰知他是書生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稍微長了一點。”

　　晚上，長江應邀到鳳凰山毛澤東的窯洞里敘談。在徹夜長談中，毛主席反復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質、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以及抗日戰爭戰略等問題的見解和主張，使長江十年來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無法解答的中國前途問題，一夜之間，竟“豁然開朗”、“茅塞頓開”。

　　拂曉，無比興奮的范長江表示決心留在陜北，進一步收集資料，寫幾本宣傳共產黨的大書。但毛澤東卻指出：當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寫書，而是設法利用《大公報》在輿論上的重要地位，宣傳我黨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廣泛動員全國民眾，促成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進行對日抗戰。因此，建議長江在決定中國命運有重大關聯的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之前趕回上海。

　　此時，已是2月10日，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召開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萬山阻隔，冰封雪蓋，亂軍充塞于途。長江義無反顧，日夜兼程，終于在14日午間離開西安，轉鄭州，飛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會正式召開的當天，猶如平地風雷，一篇震驚朝野的《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報》的要聞版上出現了，它像突發的一股旋風，刮進了大會會場！此文不僅將被嚴密封鎖的《西安事變》真相公諸于眾，更反復宣傳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

　　新聞封鎖的大門既已被打破，長江乃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趕寫通訊。上海《大公報》從2月17日起，連續刊登了他的《暫別了，綏遠》，《寧夏進入記》，《隴東未走通》等約三萬多字的長篇通訊。全國人民從這些通訊中，第一次看到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對長江出色完成了黨中央的囑托，予以高度評價，3月29日親筆致函贊揚說：“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

　　不久《陜北之行》發表。該文詳細記述了蘇區見聞、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與毛澤東徹夜長談的全部內容。當長江率領中外記者采訪團風塵仆仆地從徐州突圍負傷歸來的時候，恩來同志以十分喜悅和關切的心情致函慰問：“長江先生：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息，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聞前線歸來的記者正在聚會，特馳函致慰問于你，并請代致敬意于風塵仆仆的諸位記者。”

　　新華日報在漢口創刊時，長江潑墨揮毫，寫下了“為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呼號”的題詞。從此，長江結束了10年個人奮斗的歷史。

　　1937年底，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指導下，長江與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驅胡愈之等團結全國廣大進步記者，組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青記”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國民黨戴笠特務機關嚴密監視下的重慶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里，由恩來同志介紹，經延安中共中央批準，長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指定與恩來同志單線聯系。自此，長江從一個民主主義的愛國主義者，進入了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行列。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長江被恩來同志指名由華中解放區飛抵南京，任代表團新聞處處長，并擔任中共對外發言人。此時，他不僅要經常發布代表團的各種宣言，還要接見頻頻來訪的各界人士，向他們解釋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種問題。長江日夜戰斗在恩來同志的身邊。

　　談判破裂后，長江隨恩來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報》的工作。

　　轉戰陜北期間，長江帶領新華總社及《解放日報》30多位同志，組成“陜北電臺”，編入中央縱隊第四大隊，長江任大隊長，緊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紛飛的崇山峻嶺，及時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傳達黨中央的聲音。

中國報人范長江簡介

　　范長江是我國現當代新聞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30年代發表的《中國的西北角》等新聞作品，曾震撼全國上下，現在仍被視為經典之作。

　　他還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杰出領導人，先后擔任過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長等多種新聞界要職，為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935年，年僅25歲的范長江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開始了西北采寫的歷程，歷時10個月，行程萬里，他的旅行見聞陸續見諸報端：通訊揭露了西北地區的弊政，描述了西北人民啼饑號寒的悲慘景象，并第一次透露了紅軍長征時的一些情況。不久，他的《中國西北角》一書出版，范長江充分地表達了他堅決的抗戰熱忱和對封建軍閥、土豪劣紳的無比憎恨，也表達了他對勞苦大眾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對國家前途的深切關注。

　　1936年，政局動蕩，戰火頻繁，長江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內蒙西部，對日寇覬覦這一地區的實際情況作了考察。12月，西安事變爆發，他不顧個人安危，直撲事變中心，他對周恩來進行了采訪。接著他又進入革命圣地延安，與毛澤東作了通宵達旦的暢談，陜北之行使他“茅塞頓開，豁然開朗”。回到上海，他發表了震動朝野的系列報道，傳播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政策。

　　范長江是第一個從白區進入延安，向全國報道紅色區域情況的記者。

　　他強烈的時代感、正義感，生動形象的描寫，旁征博引妙趣橫生的筆法，給后來者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作為新聞記者組織的領導人，范長江對新聞事業的整體發展有著較多的思考。他說，一份電報，一篇通訊，一篇評論，都時刻影響讀者對于戰爭的態度，影響前方軍心，影響后方民氣。戰時新聞工作的效力遠比平時為大，他要求新聞記者有更健全的人格、更強的責任感和更高的報道水平。

　　他指出，新聞記者要有健康高尚的人格，責己要格外嚴，要樹立正氣，培養良好的品質和作風。范長江經常結合當時的形勢，聯系社會風氣以及新聞界的狀況，提出有針對性地加強自我教育、培養高尚品質的具體要求。

　　“青記”剛成立的時候，曾以6項具體要求作為會員的信條，即：努力自我修養，健全本身人格，鞏固共同意志，促進新聞事業，維護大眾利益，發揚民族精神。1939年春，“青記”又制定了記者公約，要求會員提高認識，共同遵守。1940年秋，范長江應鄒韜奮之邀，寫了《怎么做新聞記者》一文，再次闡述了自己的新聞觀。他說，對于記者來說，首先應該有一個堅定的政治方向，否則就如航海的船沒有了指南針；其次要有操守，既不為金錢、利益、美女誘惑，又不為誹謗、誣蔑、威脅所嚇倒，要能堅持真理；第三是要有知識，不停地學習，既要博，又要精；此外還要是多面手，打字、攝影、譯電、駕船、開車、騎馬等樣樣都要會，還要至少會一門外語，會寫各種文體的文章。正是在范長江的帶動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為一個有力的新聞記者的組織，為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培養了一批干部。(頻道責編 趙宇）